中国古代选将制的重要性

揭暄撰，揭暄，字子宣，清初江西广昌入。据载，他“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传》）他还深明西方算学，著有《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等。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郁而死。 《兵经百篇》又名《兵镜百篇》、《兵法百言》、《兵经百字》、《兵略》、《揭子兵书》、《兵法圆机》等。清道光六年（1826年）成书的《皇朝经世文编・兵政门》录有此书（以下简称文编本）。全书分智篇、法篇、术篇上、中、下三卷，由一百字为题组成一百篇。但文编本所收内容不全，《智篇》删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较”字，《术篇》之“蹙、*、半、静”等字均佚。清光绪年间江都吴明经西书从沈阳书肆中购得一书，题名为《揭子兵书》，其卷次和百字分目与文编本均相同，而且文编本所删一字和所佚六字具存，为本书的完壁本。其与文编本所不同的是，下篇“术”字为“衍”字。孰对孰误？一种意见认为“衍”对，理由是下篇28字非智、法二篇所能概括其范围，故以“衍”名篇，取诸推阐无尽之义，文编本系由“衍”“衍”（术的繁体字）形似而致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术”对，其理由是“术”字在《说文》里训为道，古代兵家莫不以智、法为用，以道为体，下篇28字始于“天”而终于“藏”，“天”为道之本原，而“藏”为道之归宿，以“术”名篇是正确的。 《兵经百篇》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间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有一段论述，又大体按权谋、形势、阴阳的分类标准，按内容属性分为智、法、术三篇（有的版本“篇”作“部”）。智篇主要讲计谋方略，共收28字，即：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法篇主要讲练兵用兵之法，共收44字，即：兴、任、将、辑、材、能、锋、结、驭、练、励、勒、恤、较、锐、粮、行、移、住、趋、地、利、阵、肃、野、张、敛、顺、发、拒、撼、战、傅、分、更、延、速、牵、勾、委、镇、胜、全、隐。术篇主要讲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用兵的辅助条件，共收二十八字，即：天、数、辟（一作闭）、妄、女、文、借、传、对、蹙、眼（一作目）、* 、捱（一作持）、混、回、半、一、影、空、无、阴、静、闲、忘、威、繇、自、如（一作藏）。 《兵经百篇》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它继承了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结合自己的研读心得和清代的军事实践，用当时较为通俗的语言进行了阐发，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战争观方面，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行了具体发挥，认为“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为暴。”（《法篇・全》）所以，主张“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智篇・先》）“无功之功乃为至功。”（《智篇・争》）既使战争真得打起来，也要“定不攻自拔之计以全城；致妄杀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惊，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军方面，提出以将制将、不要听信谗言，“毋听谗，谗非忌即间也。故大将在外，有不俟奏请，赠赏诛讨，相机以为进止。将制其将，不以上制将。”（《法篇・任》）重视军队内外、上下之间的团结，认为团结是治国行军的重要思想基础，指出：“辑睦者，治安之大较。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警。不得已而冶军，则尤贵睦。君臣睦而后任专；将相睦而后功就；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危难相援。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法篇・辑》）提倡广开言路，倾听各类人员的意见，“献谋献策，则罔择人，偶然之见，一得一长，虽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进而无退，虽不善而不诛，则英雄悉致。”（《法篇・材》）他还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观点，认为不管是本国，还是与国、邻国、敌国，凡是可用之材，可用之力，都要充分利用。重视关心爱护士兵，除了重申以往兵家所谓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之外，对爱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使陷于敌，不使陷于法”（《法篇・恤》）。特别强调粮饷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食者，民之天，兵之命，乌可缓也”（《法篇・粮》）。并根据新的战争经验对孙子的“因粮于敌”和檀道济的“筹粮沙”之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救一时，不能完全依靠，“因粮于敌，与无而示有，虚而示盈，运断围久，索百物为饲者，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法篇・粮》）对粮饷必须做到取之不尽，运输畅通，严密守护，节约使用，“故必谋之不竭，运之常继，护之维周，用之恒节。”（《法篇・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