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奇迹：一年从三本到北大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XX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100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10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考试成绩的红灯高挂。这其实在所难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论坛)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按照学校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