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父母与我

　　　　
　　人是被大脑里的操作系统指挥着往前走的，就这样，我逐渐形成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后来被我称为“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的渴望”。这是一种心灵对未来的渴望，渴望自己的生命不断地向前延伸，这种渴望落实到行动上，就是看书学习，这是我能走出去的惟一一条路。
　　
　　被“偏爱”的童年
　　
　　我们家一共有三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哥哥在四岁时得了肺炎。我外婆迷信，说是被鬼“相”了，不让送医院，结果哥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被送到医院。医生说，哥哥的肺部都烧黑了，埋怨我父母送得太晚。我父母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离开了人世，母亲撕心裂肺地哭了很长时间。后来，也许是为了弥补对哥哥的爱，她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
　　
　　小时候，我印像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打针。那时，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几乎天天都要打针。每次打针时，我都像被宰杀的猪一样嚎叫。哥哥的离去给母亲带来了阴影，只要我的身体有一点毛病，她就送我去打针。有一次，我得了肝炎和哮喘病。父母吓坏了，第一时间送我去医院接受全面治疗，还为此提心吊胆了很多年，幸运的是，我终于活了过来。为了给我增加营养，从1962年我出生那年开始，到1980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母亲一共养了136头猪，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母亲还养鸡，每次我身体有点问题，母亲就杀一只鸡给我补身子，邻居说我从小是在鸡汤和鸡蛋里泡大的。
　　
　　母亲把她全部的爱都给我了，为了我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她可以做出一切牺牲。我姐比我大五岁，她长大后，母亲让她去学医，因为她当医生后，可以方便给我打针。这似乎对我有点“偏爱”，但是母亲的爱，伴随着我成长，一直到今天。
　　
　　我的父亲是个木匠，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父亲最拿手的手艺活是架大梁。方圆十里之内，只要有人家盖房子，一般都会请他去架大梁。在我们家乡有个风俗，架大梁、盖新房的人家当天都要请喝酒，我父亲很慷慨，经常喝得一高兴就不要工钱了。有时候，母亲也会因为父亲没拿到工钱而跟他吵架。我父亲长得又高又壮，而我母亲长得很瘦小。可是，每次我母亲打我父亲的时候，父亲从来都不还手。不管别人说什么，父亲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任何时候都不会伤害家人。所以在我的心里，一直觉得我父亲特别宽厚，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在没有人家盖房子时，空闲在家的父亲也会做一些家具拿到市场去卖，比如八仙桌、椅子、凳子等。但是父亲的性格很粗放，做不了细致的活儿，所以他做的家具不太美观，也卖不出好价钱。经常是别人买去的家具，过几天又送回我家来修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用在修家具上的时间比用在做家具上的时间还要多，但他依然乐在其中。每次父亲做家具时，我都在旁边“帮忙”其实是捣乱，但父亲从不管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使用刨子、凿子、锯子等工具。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做小凳子了，尽管我做出来的小凳子坐上去就散架，但我依然充满了成就感。现在，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这和小时候玩这些木匠工具应该有很大关系。
　　
　　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了宽厚，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世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悲和喜，不管别人怎么说，做自己想做、愿意做的事，并且乐在其中，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父亲活得很潇洒，他友善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因为不计较，所以不悲伤；因为不在意，所以不落寞。“吃亏是福”，这句话在父亲那里得到了验证。父亲慷慨地对待家乡的父老乡亲，因此得到了众乡亲的爱戴；父亲宽厚地对待母亲的责怪和不满，也得到了母亲因感动而回馈给他的更深的爱。父亲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让我懂得要真诚、宽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坦然面对失败和痛苦。生活，正是在这种坦然、与世无争的态度中，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