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主人公是谁?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老舍的著作《茶馆》吧。故事中，主人公王利发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再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崩溃前夕，前后半个时期。最后，当沈处长要修理这个茶馆时，在一般人看来，王利发的好日子就快要来了。可等到沈处长来看这个他用一生来照料的茶馆时，他却在茶馆里上吊自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故事发生的时间，恰好是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期。那时的中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缓慢，又有内忧外患，社会及其动荡。而外国资本主义又在此时对中国进行侵略，清政府丧权辱国，与外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听任外强欺凌。国内内战连连，民不聊生。剧中的每一个情节都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的统治表示不满、愤恨，也表现出了作者对当时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同情与怜悯，使每一个读者受到感动，尤其是“康六买女”这一个情节，使大多数读（观）者感受到当时的农村乃至全中国的经济水平达到了能让亲生父母去忍受“割心挖肉”的痛苦。 第二，我们来看看主人公王顺发的背景。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一个十分普通的小人物。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但单从他的茶馆里那张“莫谈国事”就可以看出，他也和其他小人物一样，愚昧无知，精神麻木。 第三，我们来看一下作者写作的意图。《茶馆》写于1957年，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这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是当代作家普遍热衷的。对这一宏大题旨的表现，作者选择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所能驾驭的轨道。他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入手的角度，并把对他们的表现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没有运用中心情节和贯串全剧的冲突――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众多的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这些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其中，常四爷、王利发和秦仲义贯串全剧。他们的性格、生活道路各不相同，“旗人”常四爷耿直，“一辈子不服软”；秦仲义办工厂，开银号，雄心勃勃；掌柜王利发则“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但最终都走投无路，为自己祭奠送葬。“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剧中的悲凉情绪，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困惑与绝望，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意。而李三的报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哀告，逃兵的蛮横，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黑暗，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种“剪影式”的新尝试，展现了清末社会的众生相，深刻地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渗透、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荒淫、腐败所造成的农民破产，市民贫困和社会黑暗。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日即将来临。 老舍《茶馆》的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恶。新旧社会对比既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他对于“旧时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熟悉，他对普通人的遭际命运的同情，他的温婉和幽默，含泪的笑，使这部作品，接续了老舍创作中深厚的人性传统。 综上可知，王利发和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由此，他的死因可想而知。而当时的群众也和他一样，先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过，他在死之前，把自己的亲人全部送走，说明他不想让他们和他一样，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现在，在党的领导和人民大众的努力下，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而我们要更努力的学习，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人民的生活更美好！

茶馆》以北京裕龙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后三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全剧共分三幕，作者以极其精湛的笔端和巧妙的艺术手法，截取了横贯半个世纪的三个旧时代的断面，通过茶馆这个小窗口以及出入于茶馆的北京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和他们的举止言谈折射出整个社会大背景。全剧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但却以茶馆掌柜王利发为中心，历经三十时代几十个人物的生活变化，给人们展示出一幅气势宏伟的历史长卷。老舍先生在剧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这样一些饱含旧社会人间沧桑却不丢中国人骨气的人物形象，也刻画了刘麻子、庞太监等旧中国地痞、流氓的丑恶嘴脸。作品的主题在于，这些人物身上，充分体现出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从而看到了埋葬三个旧时代的必然性。剧作家没有以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农民来完成推翻腐败的旧社会这个主题，而写出了王掌柜、常四爷、秦二爷这些人同样也能完成这个主题。这样描写的深刻之处在于，连这些人都活不下去了，社会已经坏败到了什么地步！王利发精明、善良、勤劳，善于经营。他胆小怕事，本着莫谈国事的处世原则，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度日。可是，他越怕国事，这国事就越是不断地往他的茶馆里钻。他信奉改良主义，可改来改去，这茶馆越改越糟。在第三幕里，王掌柜似乎看透了一切，他也变得老于世故了，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见人陪笑、作揖、夹着尾巴做人了。他也敢骂国民党了。人生的磨难，使他变得倔强起来。可最终这“国事”逼他上了吊。临死前，他把家人打发到解放区去，自己和常四爷、秦二爷聚在茶馆里撒起纸钱来。三位老人苦中作乐，为自己送终，聊以自慰。王利发在弥留之际才领悟做人的痛快，因为他道出了多年积郁在心里的话。一辈子渴望改良的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这就是王利发的人生悲剧。应该说，老舍先生在创作《茶馆》的主题上，其戏剧观念具有新的突破。当时，有的朋友建议他以康顺子的悲惨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为全剧主要线索发展剧情。老舍先生拒绝了这个建议，大胆、执著地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走下去。实践证明，老舍先生在《茶馆》这部杰作里十分完满地实现了恩格斯著名的精辟论断：“我以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地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老舍自己说，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茶馆》的成功创作，充分体现了老舍先生的艺术追求，那就是“写自己真正熟悉的人和事。人物对话必须是真正性格化的语言”，“话到人到”、“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可以说，《茶馆》的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茶馆》于1958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该剧圆满地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独有的“京味”风格，堪称老舍戏剧创作的顶峰，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话剧精品之一。《茶馆》是中国话剧第一次出国剧目。1980年9月至1986年，该剧组先后出访西德、法国、瑞士、加拿大、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欢迎。可见，《茶馆》不仅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也为新中国话剧艺术带来国际性的荣誉。 主人公应该算是王利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