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什么说练兵与海兵都是 纸糊的老虎 ?

　　这段话出自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吴是曾国藩的孙女婿、李鸿章的幕僚。　　李鸿章晚年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补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所说的纸糊老虎，原因在于他虽能认清世界大局，但上受制于妇人孺子（慈禧与小皇帝），下受制于不明大势却一意言战、事事掣肘的清流士大夫阶段，中受制于一班互相倾轧的当道同僚，因此改革计划难以顺利展开，事事步履艰难，勉强使海军成军，但又因修颐和园等而未能进一步买船购炮，等等。对于这些情况，李鸿章是清楚的，当然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无能为力。　　他还说过：“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侮。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 处在这样的时代和国度，这是“裱糊匠”们最大的悲哀。　　蒋廷黻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士大夫一意言战，“好多事”，“轻举妄动”，破坏了洋务派“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的路线；另外，洋务派“没有集中的政权作后盾”，以致“被庸人和群众反对而淹没” 。　　李鸿章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 在曾国藩和他的心目中，只要守定“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既定战略方针不变，韬光养晦、隐忍蓄力、埋头发展，就一定能走出低谷，迎来真正的王朝中兴，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从“求强”到“求富”，从办海军到修铁路，一路走来，虽阻力重重，毕竟在“师夷长技”的道路上迈出了沉重的第一步。仍然，他们当初也许低估了国内外的阻力，低估了在中国办事的难度。慈禧说过，国事即皇族的家事。统治者以此观念执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又怎么能放开手脚？同样是在西方列强压力下变法自强的日本，君臣一心，内外合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均极受信用，放手施展才华，终于积三十年之力一跃而入强国之列。相比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才干并不比伊藤等人差，但他们的作用能发挥出多少呢？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赴日本马关签定和约，伊藤博文拿着条款逼他限日签字，云：但“允”与“不允”耳。我们无法猜测，此时此刻的李鸿章心中作何感想。他是否会想到他的老师曾国藩，是否会对他们师生联手开创的洋务事业就此烟消云散而心怀不甘？　　秋风宝剑孤臣泪，酸楚满腹更谁知？　　于是，就有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开头对19世纪中国史所进行的那一段令人沮丧但又不得不认可的描述：　　因此，回顾起来，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

因为李鸿章还是外交家，在他出访外国，发现当时的中国与外国的差距还很大，虽然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中国与外国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尤其在军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