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好人,哪里就有紧箍咒

好人、坏人是现代中国人使用的俗称，古时则为君子和小人之别。传统儒家奉行道德理想主义，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经由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朱熹的理学接力后，终变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但凡名垂千古之人，最好都是节操完人。如文天祥以死明志，一旦与节操较上劲儿，生命便变得无足轻重。如何做个好人？《二十四孝》是教科书。郭巨家贫，妻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儿会与老母夺食，不惜挖坑埋儿。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庚黔娄“尝粪忧心”……老祖宗们苛刻的道德律，怎么看都是在把好人往绝路上逼。对女人，更是变本加厉，贞节牌坊压了几千年。丈夫生时不得改嫁，死后不得再嫁。后来又发展为未婚妻未过门时丈夫死了，也要守寡，叫望门寡。守得住望门寡的，才是千载难逢的好女人。《明外史・烈女传》里有一名女子柴氏，与丈夫一同被流贼抓住。一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貌美，上前捏了捏她的手，柴氏立刻用牙将被捏过的肉咬下扔掉，另一个贼兵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一口咬掉了胳膊上的那块肉，结果她被活活砍死。说教者板着面孔，说出一堆自己也不能践行的主张，这种顽固的道德秩序，深深烙在我们的灵魂里，并以此比照自身、苛求他人――什么事情都得分个善恶对错，什么关系都得讲个人情世故，从逻辑学变成了人际学。美国汉学家墨子刻精辟而刻薄地指出，“中国人提倡君子道德，美国人提倡‘小人’道德。美国人只要求人守法、纳税，要求很低，容易实现。中国人把为人的道德门槛设置得太高，调子起高了，很难唱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