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县太爷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平遥县衙按照封建社会多年形成的惯例，官府必位于城的正中轴线上，北京的紫禁城就位于老北京城的正中子午线上，山西巡抚衙门（现省人民政府址）也位于旧太原城的正中线上。大约因为皇帝贵为天之骄子，替天行道，理当居中。各地命官受“天子之命”，领一方水土，牧一方子民，官府位居正中，当仁不让。再者衙门居中庸之位置，乃公平断事之所也。县衙大门外隔道相对原有一照壁，本系循民俗所建，所以照壁以南称为“照壁南街”。县衙大门外右侧有“申明亭”，原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州、县修申明亭，凡民间婚姻、田产、地基、斗殴等纠纷，须先在申明亭由各里长调解，调解无效者方可具状击鼓。实际上申明亭就是一个民事调解处。申明亭的设立也是明朝初年对诉讼程序的一项改革，解决了千百年来县太爷被民事纠纷所困，无法脱身去整治、发展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业的陋习。大门廊下架设登闻鼓，立于洪武初年，百姓可击鼓上闻，申诉冤屈。大门外东原有“彰瘅亭”一处，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现已恢复。是彰善瘅恶、端正社会道德风化之所。县衙署大门以里，仪门以外，两厢为赋役房。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遥县志》载，原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何其智在东侧修“寅宾馆”3间。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县杨廷谟在仪门外两旁修赋役房七间，应共计10间。光绪八年（1882）版《平遥县志》的“县治图”上，也绘着赋役房，每侧为5间。近年来县有关部门复修时竟错修为12间，东西两侧各6间。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使游人一踏入衙署大门内，就心生疑问。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内涵而单纯加速古迹景点复建的商业意识，只能遗患后世，贻笑大方。赋役房，即县衙收取赋役钱粮的办事处。明清时期国家财政来源于向农民收取的田赋和丁银，田赋按农户拥有的土地以亩计收，丁银按人口计收。明清时期平遥城内分10个坊，农村分30个里、224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清康熙年间全县共有土地1016427亩，共有人口104822人，田赋折白银64177两，丁银7882两。多数农民只能交纳粮食，无法折交银两。国家征收赋役钱粮集中在秋收以后，当时收交数额大，运输工具落后，只能肩挑、马驮、车推，为了尽快完成，县衙事先排定各坊里上交赋役的日期，集中在此办理。赋役房以北，两侧各修小房一间，东为灶火，西为柴炭，供衙役人等自己烧水、做饭。仪门即礼仪之门，建于明万历四十七（1619）年，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有等，不可乱礼逾制。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中门平时关闭，只在县太爷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平时走两侧便门，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一般人两门皆可出入，惟提审、押解犯人，必须走鬼门。穿过仪门，就到达了大堂院。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东西两庑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部房之名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三省六部”制。即隋唐以来，在皇帝专制下的中央政权机构内，设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负责立法，尚书省负责行政，门下省负责监察。明清时期更突出了尚书省的职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正职称“尚书”，副职称“侍郎”。各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为皇帝执掌不同方面的统治职权。使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井井有条。为适应这种完善而严格的行政程序，各省巡抚衙门、府、州、县衙，都按六部形式设置对应的办事机构，即“六部房”，也称“六房”。这种制度使封建统治明细化，提高了国家机器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增强了皇帝对统治机构的驾驭效率，使封建制度及形式发展至顶峰。“六部房”按照“左文右武”的礼制，东边是吏、户、礼房，一般由县丞分管，西边是兵、刑、工房，由典史分管。清代中期后，县级“六房”已不再单设机构了，虽不成建制，但吏员对六房之事仍各有专司，衙署中的各种文札、档案、账簿、器物等，仍按部别分别存放保管。六部各房在明清时期各有所司。吏房　明清两代朝廷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办理官员的任免、升降、调派等手续。县衙的吏房则不同，主要职责有四：其一是整理记录本县历任官吏的政绩和本县的特大事件，及时呈报上峰，当然是上天言好事了。同时，协助知县对本衙佐杂人员进行考核，奏销工食银等。其二是调查登记在籍进士、举人、贡生等的家庭出身、品端德行、学识造诣等，上报府台，有的还可能转至督抚衙门、吏部衙门等，供叙用、候铨、即补官吏时参考，使各种人才能够引起朝廷的注意。其三是调查本县人士在外为官的情况，以便载入史册，为本邑在外为官者出具给假、丁忧、服满复任等证明文书。同时也便于同其在乡近亲协调好关系，相互予以关照。其四是承办捐纳官衔、封荫等事务。户房　职责有四。首先是稽核全县各里甲的土地、人口，分配及收缴田赋丁银。收缴的钱粮按照布政使或府台指令，大部分征解上交到指定地方。留存本县部分移交“钱粮库”（大堂左侧），由县丞管理，知县支配。其次是负责本县常平仓、丰备仓等县直粮仓的藏贮调用。组织各乡里交*检查各村的社仓、义仓，管理集市，缉查私盐。第三是保管朝廷钦定的度（尺、步弓）、量（升、斗）、衡（秤、戥）具标准件，管理社会经济贸易秩序。当时的秤是每市斤十六两制，早年的计算口诀为“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等，就是用于十六两制秤的交易，即如果某物每斤的价格为一元，则每两合六分二厘五毫，二两是一角二分五厘。俗传旧秤每斤十六两象征十六星宿，即“南斗六郎，北斗七星，再加福、禄、寿三星”。经商者缺斤短两，就会自折其寿、其禄、其福，以此警示世人，倡导良好商德，也显示了古人的睿智。此等规制十分繁琐，解放后已改用十两制秤，现又改为公斤秤。但古版书籍及传统中医经典著作中，所用剂量仍是十六两制，切勿混淆。户房对收回的零散银两，上交前要熔铸为官银元宝，一般分五十两、十两两种，铸造模具户房保存，成色也由户房监制。然而明清两代铜钱币不得在县衙浇铸，由中央户部“宝泉局”统一浇铸，清康熙年间又特准各省设局铸造。第四是根据知县指令，办理赈灾恤贫事宜。礼房　主管礼制、庆典、科考等事宜。第一是主持、组织全县的重大庆典、迎诏迎宾仪礼，组织文庙、武庙、城隍庙、邑厉坛、社稷坛等官祭仪式。组织乡饮酒礼、迎春神牛酒席等常规礼仪。第二是安排“县试”的后勤工作。县试即童生考取秀才的考试，朝廷对各县派有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等命官，专司教育科举。他们主管县试的命题、阅卷、录取。还主管县学及全县的社学、义学，监督教学情况，端正生员礼仪。礼房胥吏在这里仅听从他们调派而已。但学田学产归礼房掌管。第三是联系生员参加府台复试、省城乡试，安排廪膳生员的廪粮、赴考费用。派人为中式生员家中赶送喜报，组织为公车会试举子的送行仪等等。第四是随时在彰瘅亭张榜斥恶扬善，强化儒教礼制，引导社会风气，制定乡规民约等。为进士、举人、义士、孝廉、烈女、节妇等进行申报、树立旗杆、修建牌坊、镌刻碑铭等，以彰优笞劣。承办捐纳功名手续。兵房　明清时代平遥没有常驻兵营，只在城西南40里的普洞关设有巡检司（后改铺兵司），由一名巡检（从九品）统领，有铺兵49名，均为本邑青壮年。他们守护关卡，盘查行人，维持社会治安。由兵房胥吏联系他们。偶有军队过往，也由兵房接洽。兵房还负责监造兵器并负责“武备库”（大堂西侧）的保卫工作。一旦政局不稳，县衙奉命办团练，也由兵房承办具体事务。“三班衙役”的管理操练、选送武举人员，也属兵房负责。刑房　刑房不是对犯人行刑之房，其主要职责有：第一，负责审案文书的记录，负责整理归档，为知县查找国家刑典中的适用条款。根据县太爷指令，书写对有关人犯的拘传、查抄、起赃、传唤证人、封产、判决书等有关文札，以及大案初审的上报案宗。第二，管理监狱（重狱、轻狱、女狱），监造并保管刑具、戒具。第三，誊写朝廷新颁的法令、禁令及上司下达的通缉令等，张贴于城门、市井、交通要卡，晓谕百姓。第四，组织医学值司人员为人犯诊断，核实伤情病情。率领仵作（法医）验尸取证。工房　主要职责为组织维修衙署、城池、官祀之庙宇坛台，修造官立牌坊，监修重大水利、桥梁、关隘工程。承办官银元宝浇铸，打造兵器、刑器。派员带领民工赴上级指定的重大工程工地完成劳役。六房的职能基本上概括了明清时期知县的主要职责。以往不少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封建社会知县的职责只是审案断狱而已，其实知县职责大致可以归纳为10条：管理田丁，征收税赋，劝导农桑，兴修水利，维护礼制，兴学育人，审案断狱，赈灾恤贫，维持治安，镇压反叛。《清史稿・职官三・县》载知县之职责为“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看来要造福一方，当好忠君爱民的父母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县衙署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阁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该匾之语，似为历代官阁之通用语。“明镜高悬”之典故，首见于《西京杂记》（汉刘歆撰）卷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痛之所在。又有女子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后人则以“明镜高悬”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官台是权威的象征。延续至今的开会时所设的主席台，似也有此内涵。座谈会则不设主席台，以示人人平等，可畅听欲言。类似习俗，盖出于此。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观者对古人之设计构思，不禁油然而生钦佩之情。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清史稿・舆服志四》）知县仪仗没有“回避”牌，因为封建社会的县衙，就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知县的职责便是处理本邑各种事务，无回避百姓之理由，知县应“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丁日昌《牧令辑要》第七卷）知府以上官吏，一般不直接受理民事，出巡时才有资格用“回避”牌。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赞者参也，赞政亭也即参政之所。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势力结盟之所。但清代不准未仕之有功名者过问政事。清顺治九年（1652）诏曰：“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銮驾是皇帝仪仗的别称，区区县衙，何来銮驾？查明洪武年间“迎接诏赦仪”规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明史・卷五十六》）因此各府、州、县都要准备迎接和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而这种仪仗即仿制皇宫之銮驾。平时不用，存放于銮驾库。清代仍沿用这种礼制。“銮驾库”之设置，当源于此。大堂背后之二堂，自成四合院落，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事求见大老爷，须烦门子通禀。清代门子年俸银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现代人讲“走门子”一词，恐出于此。知县除每日上午辰时（九时左右）升大堂署理公务外，其余时间主要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属，秘密询问案件，会见来客等，所以这里没有大堂那种森严的气氛。引人注目的是二堂后墙东侧的一块“除暴安良”匾额，是清光绪八年（1882）邑人王希闵送给时任知县锡良的。此匾为原物，一直藏在二堂顶棚内，近年翻修二堂屋顶时才发现。这里有一段故事：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进士，光绪六年（1880）任平遥县知县，光绪八年（1882）调任阳曲县知县，同知衔。后因屡有政绩，升迁京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由湖南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光绪七年（1881）冬，平遥县落邑村古董商人王希闵，在走村串户收买古董时，收到一副“铜”象棋，实际是纯黄金制作的，可谓一夜暴富。村中几名无赖听到风声，夜入王宅蒙面抢劫，未能得手。留下匿名信一封，威胁其交出象棋，否则将招来灭门之祸。王希闵急奔县衙告状后，锡良派人微服私访，反复查证分析，并派人蹲守，终于将这帮恶徒擒获，并审出他们以往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他们课以重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王希闵更是感动不已，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县衙开印后恭送此匾。东侧墙上悬挂的“张仲遗风”匾，也是原物。是民国初年百姓赠给县知事（县长）吴洁己的。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室内现陈列清代县衙作息制度，知县丁忧、俸满、封印制度。旧时父母亡故，子女需回家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称做“丁忧”。为官者若遇父母亡故之事，需申报吏部开缺，居丧期满后，吏部将视情况而重新安排工作。汉民族之儒礼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所以丁忧期间连科考都不准参加，否则治罪。如子女身为武职，遇有紧急军情，或国难当头，或皇帝诏准，方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而遥拜致祭。这里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汉民族儒教礼制对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俸满”即指明清时代官吏任职满一定年限，则依例升调的制度。《清会典・吏部七・文选清吏司四》：“京官以历俸二年为俸满，外官以历俸三年为俸满，未俸满者不入俸深班推升。”“封印”即知县每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月的休假，届时，需停办公事而封印，封印日期由朝廷钦定。《清稗类钞・十二月封印》：“京师大小官署，例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二堂内西耳房为“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掌稽检狱囚。无丞、簿，兼领其事”。（《清史稿・职官三》）典史职品虽小，但一般都由地方上之“闻人”充任。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清代已不设主簿，使典史的权力更加膨胀。有一首《十字令》，专门描写典史之虎威：一命之荣称得，二片板子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典史出身杂流，常易专权，清代科举出身的知县对其提防甚紧，宁可信任师爷、书吏，不敢倚重典史。“招房”现今向人们展示、介绍了清代的“养廉银”制度。清初官吏薪俸低微，难以维持生计。一品大员年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难以根治。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批准山西巡抚诺敏的奏请，把全国各地官府“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按官品补贴发给，以资养廉，故称“养廉银”。不在任就没有了，相当于当今的“职务补贴”。正七品知县养廉银每年为400两～2000两。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官居边塞或不开化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区）者从优，也算一种激励机制吧。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师爷”既非官也非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为长官的“幕友”，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门人”、“食客”。清代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官署，无处不有。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他们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但实际上掌管着衙门中案件的审判。县太爷称他们为“西宾”，他们尊县太爷为“东翁”、“东家”。吏役、百姓尊县太爷为老爷，尊称这些幕友为“师爷”。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楹，中间三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为书斋及卧室。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落款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知县杨廷谟。其实这个堂名是布展者无视历史的编造。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中，载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杨廷谟为修县志所作的《重修平遥县志序》，文中结尾落款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在庚申孟秋吉旦。敕授文林郎知平遥县事上谷杨廷谟沐手谨书于忠爱堂中”。杨廷谟当时的书斋称“忠爱堂”，即忠君爱民之意，符合封建社会为官者之铭。其实布展者当时若能稍微注意一下历史考证，就不会出此笑话了。据《清稗类钞》云，明清两代，知县一律易地为官，不得携带家眷。至清乾隆年间，皇帝才诏令此规可破。因此以往知县五百里外易地为官，知府以上需到千里之外，就连教谕、训导也不得在本“府”境内任职。家眷也一般不得到任所探视，加之社会观念封闭，知县在处理公务之余，只能在这块小天地里看书、做文、吟诗、抚琴，生活单调枯燥，难享天伦之乐。不像当今之易地为官，每周五回府，周一上任，甚至每日驱车回家，早出晚归，充分发挥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体会不到封建时代易地为官者的苦衷。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但上级送公文的信使，则只能送至二堂，不得步入内宅，更不能留宿内宅，只能在“寅宾馆”或“公馆”食宿，这大概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吧。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即狐仙。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何故。守印大仙木主为红底金字加云饰牌，带须弥座，外置神龛。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故而地势偏低。原名观云楼，即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四乡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清代改称大仙楼。县衙中轴线建筑，除仪门内至大堂的石牌坊外，尽管复建时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历史的错误，但基本上都重建起来了，重建历史遗址是很难不出错误的。根据旧县志图示，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尚未重修。东侧的土地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