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攻城战时,守城的士兵晚上都住在哪儿? 是住在城头上吗?还是...

城防体系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防体系由城墙（包括箭楼、角楼、敌台等附属建筑）、护城河和驻守部队组成。明朝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常驻的部队称京军（或称京营），分为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皆创建于永乐朝[5]。三营又分为七十二卫，被编为中军、左掖军、右掖军、左哨军、右哨军等“五军”[5]。京军主要驻扎在德胜关外（即元大都土城健德门遗址）之西，部分部队驻扎在京畿近郊，如南苑、通州、卢沟桥、昌平皇陵和居庸关等地[5] 。明英宗土木之变后京军覆没，于谦改为从诸营中选取精兵约十万，编为十营团练（明宪宗时改为十二营），其统帅机关分别设在内城的东官厅和西官厅，并在内城和外城设多处教场，供驻扎及操练之用。皇城和宫城的守卫工作亦由五军、三千、神机三营担任，后增设锦衣卫、腾骧卫，指挥官包括“锦衣卫大汉将军”、“红盔将军”、“明甲将军”、“把总指挥”等名目，在皇城内设置“红铺”，驻兵拱卫。明制，城门晨启晡闭，城门关闭之后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玉泉山水车除外）。夜间城内街道上有巡城兵丁，禁止庶民犯禁闯夜，一些主要街道上还设栅栏阻断交通。城墙上平时不驻扎军队，遇敌军来袭、兵薄京师城下时，方登城守卫。[5] 明朝中叶以后，蒙古和后金军队多次攻抵北京城下，京师多次宣布戒严，关闭城门，严禁人员出入。[6]清朝时期，北京驻军主力为骁骑营（旗营），分区驻扎于北京内城（满城），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各旗均拨有官厅、营房和堆拔房（哨所）。除骁骑营外，北京城防驻军还包括前锋营、护军营、步军巡捕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咸丰十一年设）、虎枪营[7] 此外，自雍正朝起，在圆明园至香山一带设有圆明园八旗护军营，以拱卫御园。[3] 内城九门中，除正阳门外的八门也按照这一分布由八旗士兵各自防守，由满洲、蒙古和汉军士兵分值。但是城门领（负责城门守卫工作的军官）则由其他旗的军官担任：安定门首领为正蓝、德胜门首领为镶蓝、东直门首领为镶白、西直门首领为镶红、朝阳门首领为正白、阜成门首领为正红、崇文门首领为镶黄、宣武门首领为正黄旗人。正阳门由八旗轮值。外城七门中，镶黄旗汉军值东便门，正黄旗汉军值西便门，正白旗汉军值广渠门，正红旗汉军值广安门，镶蓝、镶白二旗汉军值左安门，镶红旗汉军值右安门，正蓝旗汉军值永定门。[3] 雍正六年，在内城各城门（除正阳门外）建八旗值房，每座城门均为营房四百六十间、守门班房九十间、更房十五间，共计三千六百八十间。此外在城外还有一万六千间营房供八旗兵丁居住，每旗分配两千间，满洲兵一千五百间，蒙古兵五百间。此外在内城城墙上还设有堆拔房一百三十五所，其中一百零六所内贮旗帜、火炮、火药、火枪。[3]乾隆十年，在内城九门城楼附近又增盖房屋二百四十一所，每所三间。外城城墙上，原有外城巡捕三营官兵的自建土坯住房，乾隆时期多已倾塌，因此在乾隆十年增设外城堆拔二十八处、八旗营房三千六百一十六间。[8] 清朝时期，骁骑营八旗守军一般不在城墙上居住，而是居住在城门内外，以便防守。只有皇帝出宫前往圆明园、天坛等地时方登城扈卫。惟宣武门上常驻守城兵丁，每日午时发射信炮（午炮）[7]明清城池的守卫武器包括火炮、火铳、弓箭等。在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队攻打北京、以及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军围攻北京时，城墙上的明朝守军都曾发炮还击[注 2]。清朝时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因北京城防森严，已进抵京北德胜门至安定门一线的英法联军放弃攻打北京城的企图，转而攻打圆明园和海淀。在1900年8月13日至15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战役中，北京城池也体现了极强的防御作用。根据联军记载，清军守城部队凭借满城（内城）城墙高大宽厚的优势，在墙上居高临下向攻城军队射击。俄军和日军试图用火棉炸毁东直门、朝阳门的城门，但试图点燃引信的士兵多次被墙上守军击毙[9]。此外，北京城池的瓮城、敌台、角楼在此役中也协助清军构建了多处强大的火力阵地，例如8月13日夜间，俄军虽然攻破东便门箭楼城门，但在瓮城内仍遭到清军火力夹击，无法前进，直至14日上午援军到来才夺下东便门城楼[10]。甚至在联军攻破外城和内城后，皇城城墙和城门仍起到了一定的防御作用。8月15日清晨美军用火炮轰击天安门城门，竟未将其轰开，最后用日军工兵送来的云梯登城，方将其夺占[10]。 此外，在1937年7月25日的“广安门事件”中，驻丰台的日军一个大队（营）以“护侨”和“保护东交民巷使馆区”为由开入北平城，在其车队进入广安门时，防守城门的20余名中国军队用机枪居高临下对其予以狙击，迫使日军放弃进入北平的企图，证明北京城池在现代战争中仍有重要的防御意义。

守城的士兵是住在城头上的，其他的士兵是住在城中的军营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