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德经》和宇宙观是什么?

《道德经》即《老子》的后称。因《老子》分上下两篇，共81章，上篇又名“道经”，下篇又名“德经”，故《老子》全书又有《道德经》之称。它是用韵文写成的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哲理诗，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道德”二字，在儒家那里，谈的是善恶问题；在道家这里，谈的则是宇宙的本原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老子认为是“道”。何谓“道”呢？就汉语上说，“道”从首、从走，其本义为人走的道路，有四通八达之意。甲骨文中虽未见有道字，但有途字，其本义是道途。道字首先见于殷周的金文，指道路。后来，《说文》称：“道，所行道也。”在春秋时期已指天象运行规律，有时也包括人生吉凶祸福的规律。这就是哲学上的“天道”与“人道”的含义了。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道”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认为“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宗”。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二章，以下引《老子》只注篇名）这里的“一”指元气，“二”指阴阳，“三”指阴阳相交，产生冲气而成和，形成天、地、人，就化生了万物。何谓“德”呢？“德者，得也。”老子认为“物得以生谓之德。”（第五一章）也就是说，道是德之体，德是道之用。由于道的作用，使万物生长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万物的自生自成，这就是德。所以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贵，原因就是道德不发号施令使万物生成，而是万物按其固有的规律自然而然地自生自成。故曰：“以辅（顺）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四章）。这样，老子从自然哲学回到人生哲学，认为一个人立身处世，都要顺乎自然，不应强求，不要锋芒毕露，这就是“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成，做好。由此看来，道家哲学是重“自然”的。那么，“道”本身究竟是什么呢？它怎么成为天地之“根”、“万物之宗”呢？在老子看来，“道”包含着世界万物的道理，它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实体，并且永恒不变，这道理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说得明白的。正如苏东坡在《日喻》中所说的，就像明眼人无法跟瞎子解释太阳一样。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因为你称它白，它就不是黑；你称它有，它就不是无了。其实，“道”是“无”和“有”的对立统一，只能靠心灵去领悟。宇宙的本体是“无”。由“无”而生天地，由天地而生万物，终于形成了万象纷纭的世界。“道”是创生宇宙万物的本源。“无”是道的本体，“有”是道的作用。当“道”一产生创生的作用时，万物就随之而生，这就称之为“有”。世人往往只知道“有”的利益，而不知道“无”的用处。事实上，“无”的用处比“有”要大得多。天地之间就好像风箱一样，中间是空虚的，亦可称“无”，但正因为空虚，所以才能够产生万物。好比一个空杯子才能盛物，一间空房才能产生居住的作用一样。由此可见，无形无象无声的大“道”的妙用之无穷了。用老子自己的话说，“道”就像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生在天地之先，无声又无形，岿然独立，永不改变，循环运动，永不疲劳。它可以成为天下万物的母亲，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就把它叫做“道”。这里，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道”没有人格，决不是上帝的别称。老子讲：“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五章）这就是说，“道”仍然是“域中”（自然界）的四大之一，它没有超出自然而成为自然的主宰，它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灵。以“道”来治天下，则传统观念中的“鬼”就不起作用了（“其鬼不神”）。“道”无欲无意无志，可以算是渺小，它又是万物之总归，可以算是伟大。这样，传统文化中的“天”“帝”“鬼”“神”在这里统统失去了主宰的地位，不再有什么权威性了。“道”占据着主宰地位，但“道”却不以主宰自居。“道”的主宰作用只是让万物顺其自然而无为。所以，“道”这个主宰，实际只是某种普遍存在的自然无为的法则而已。这也说明老子哲学是敬人为本，敬神为末的哲学，是有明显的无神论的倾向的。这也说明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老子还反对天道有知论，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他说：“天地不仁。”（第五章）即天地无所谓仁与不仁，万物皆自生自灭，人与自然环境没有神秘的感应关系。所以，老子的“天论”具有比较彻底的无神论倾向，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老子的哲学思维是十分辨证的。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概念、判断、价值等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产生的。例如牙齿最硬，舌头最软，但随时间的推移，人老牙脱，舌头却完好；高和下是互相比较而存在；兵器是锐利的，但却是不祥的东西；人类好用智巧，但天下却大乱了。所以，圣人应以无为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不言”之教，“不争”之德。例如对金银珠宝的有无、多少，看得过重而不知足，就会自寻大祸。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砍得”（第四六章）。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不知足是最大的灾祸，个人想得到很多东西是最大的罪过。”因为“名位”会引起人的争斗，“财货”会激起人的贪。因而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治理国家要做到“无为”则无不治。人人知足，天下也就太平了。老子的这种思想与西方颇有知名度的伊壁鸠鲁十分相似。伊壁鸠鲁说过，“知足是一种大善”。因为面对财富、荣誉、爱情等外物的挑战，只要内心知足，以面包和水之类的东西为奢侈，也就会感到灵魂的安宁，从中体会到一种独特的快乐。反之，如不“知足”，追求外物的享受，则欲望将有增无减，最后必然是不幸的。老子的转化论思想更是十分深刻的。他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二二章）这就是说，委曲反而能保全，弯曲反而能伸直，低洼反而能充盈，破旧反而能生新，少取反而能多得，贪多反而会迷惑。这就是事物转化的辩证法。在老子看来，正因为圣人谦下，不跟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正因为大树比小草刚强，而台风刮来时，小草完好无损，大树却连根拔起；正因为自然界的风无形无体，它却能拔屋倒树；正因为自然界的水可方可圆，是最柔弱不过的了，它却能穿山透地。柔弱的滴水可以穿凿（záo）坚硬的岩石，洪水还会冲垮坚硬的城池桥梁，淹没田园村舍。所以坚强的东西反而不能战胜柔弱的水。当然，老子所讲的水的柔弱，并不是说水软弱无力，而是赞美它的谦下的品格和坚韧的内在力，赞美它具有一种任何力量都不可替代的能克制最坚硬东西的能量。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天下之至柔，驰骋（chíchěng）天下之至坚。”（第四三章）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够在天下最坚强的东西里穿来穿去。这些都说明了弱胜强、柔胜刚、曲则全的辩证哲理。如果人们能克服刚强好斗，效法水的不争、柔弱、自然之性，就能产生无坚不摧、无强不克的利国利民的转化之效，这样就接近“道”了。老子不仅看到了事物转化的辩证规律，而且还初步意识到矛盾转化要有量变积累的过程。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四章）又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第六三章）这里，难和易，大和细，是质的区别，但在老子看来，多寓于少，大寓于小，难藏于易，所以有“道”的人处理事务，总是从细易着手，从而完成大难的。因此，只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再大的困难也可克服。合抱的大树，不是从细小的萌芽长成的吗？九层的高台，不是从一堆堆泥土建筑起来的吗？千里的远行，不正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走出来的吗？反之，“多易必多难”，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势必大难临头。这就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持之以恒、善始善终、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老子的这些思想都接触到了质量互变过程的辩证法。最重要的是老子有着一定的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思想，而且这一思想还比较丰富、深刻。他根据人们的常识，看到江海“善下之”，是为“百谷王”的转化条件。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六六章）因为水往低处流，千条江河归大海。正因为大海善于自处于一切小河的下游，所以才一统“百谷”，成为一切小河流的王。所以“圣人”要作为人民的领导，必须对人民谦下。只有对黎民百姓谦恭和顺，才能真正为百姓所信服。老子又说：“躁胜寒，静胜热。”（第四五章）意思是疾走能战胜严寒，安静能克服暑热。这里，“躁”就成了“寒”转化到“不寒”的条件；“静”就成了“热”转化到“不热”的条件。这说明老子看到了自然界矛盾转化的条件。同样，对社会现象，老子也觉察到转化的条件。他说：“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意思是说：富贵并且骄傲，等于自寻灾祸，必失“富贵”。这里“骄”就是福转化为祸的条件。同样，老子还看到了“居功”是功之“得”向“失”的转化条件。他说：圣人“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就是说，“圣人”功成而不自居，这样功绩就不会失去。反之，则失。如战争中骄兵必败。“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第六九章）又如学习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惜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第二七章）这里“资”是借鉴之意；“要妙”是微妙之意。意思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否则“不贵其师，不爱惜其资。”那么自以为明智，也会变得非常糊涂。所以“不贵”、“不惜”是从“智”向“迷”转化的条件。老子不仅初步看到矛盾转化的条件，而且还注意研究转化的方法，他的方法主要是“善”法。他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其意思是说，“圣人”经常善于挽救人，所以没有根本无用的人；“圣人”经常善于挽救物，所以没有根本无用之物。这就叫做内藏聪明。又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六八章）“士，卒之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于作“士”“帅”的人，并非得逞于他的勇武；善于打仗的人，不依靠他的忿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用对斗；善于用人的人，要对人谦虚。这叫做不与人争的“德”，这叫做利用别人的力量，这叫做与天道配合，这是自古以来的准则。当然，这种“善”法是建立在“用人之力”的基础上，又为着“治人”的目的。他的不争之“德”，体现了他的“无为”，也不过是达到“治人”的手段而已。然而，这种“善”却是“用人之力”的转化之法。它既包含着注重客观实际的唯物论因素，又体现着善士、善战、善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思维方法。我们取其之长，“善”法应该说是一大贡献。最后，老子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现象与本质的对立。例如在《老子》最后的第八一章中，他对一些哲学范畴，能透过表面现象，看出些实质，这是很了不起的辩证思维。俗话说，芳香的花不一定好看，会说话的人不一定能干。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这就是说，在老子看来，真实的话不好听，好听的话不真实；行为良善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良善；真正晓得宇宙间大道就在自己心中的人，不必广心博骛，知识广博的人，未必对大道有真知。这里包含着真假、美丑、善恶等矛盾对立的辩证法。他看出了某些社会现象与其实质不相一致，因而教人不能只从表面现象看问题，这是十分可取的。当然，老子的辩证法，还只有朴素的性质，还不很科学，因为社会十分复杂。科学的辩证法，既讲对立，又讲统一。如果认定：凡“信言”均“不美”，凡“美言”均“不信”；凡“辩者”都“不善”，凡“善者”都“不辩”；凡“知者”必“不博”，凡“博者”必“不知”，那就过于片面了。只看到矛盾范畴的对立，没看到它们的统一，这是形而上学的缺陷，没有转化的彻底性。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老子有着较为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而且认为辩证规律都根源于“道”，即“反者道之动。”（第四○章）这在古代哲学中是十分了不起的贡献，因为它说明了“道”的运动变化是相反相成、循环往复的。这个理论说明：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一个极端，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像黑格尔说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儒家和道家共同支持的理论。儒家解释《易经》的主要点也正是这一点。这是哲人们受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而得出的结论。《周易》讲“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下》）老子讲“反者道之动。”（第四。章）。儒道同一见解，对中华民族影响很深，贡献很大。中国人往往在繁荣昌盛时保持谨慎；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这正是“反者道之动”的哲理武装了中国人的心理。老子在哲学上的辩证思维，是和他思想上的“贵柔”有关。老子十分强调“柔”字。他断定“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六章），并以“贵柔”为旗帜，提出“寡欲”、“无欲”、“不欲盈”、“知足”、“知止”、“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不为天下先”、“不争”、“无为”、“无事”、“无私”等等，使“贵柔”成了一个内容广泛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但由于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他后来作为周王朝的史官，已目睹列国兼并、大国争霸、民不聊生、群起反抗的局面，使他一方面厌弃旧奴隶制的“礼治”，另一方面又不满新兴封建势力实行的“法治”。他主张“无为而治”，只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行了。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消极和保守的一面。所以他讲转化，但又绝对化地防止物极而反；他主张不争之“德”是最高明的策略，是“善”法。其实，老子的不争是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不争之争。他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一种不强调斗争的争。正因为不跟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和他争，这不是不战而胜了吗？这点正是老子的高明的一面。毛泽东说过：“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想这与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很有理论渊源的联系。在老子看来，了解别人只能算是聪慧；了解自己才可算是清明；能胜过别人者算是有力；能战胜自己者才算是坚强。人有各种欲望，有自私的思想，要想克服这些自身的弱点，必先反省检查自己，做到自知、自明、自胜，这才符合“道”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