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的历史渊源

蜀绣是中国刺绣传承时间最长的绣种之一 。蜀绣的历史最早可能上溯到与中原夏朝文明同时代的古蜀三星堆文明 。战国末期蜀郡已经成为位居中国第二位的丝织业基地，秦汉时开始在成都设置“锦官”（官府经营管理丝织业的机构），人们对衣饰的多样性需求使绣和锦并肩发展，并产生出了蜀绣独具特色的“锦纹针” 。关于蜀绣最早的记载见于西汉扬雄《蜀都赋》：“丽靡螭烛，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后扬雄又作《绣补》；汉时关于蜀绣的记载还见于西汉末刘歆《西京杂记》；这些记载显示出在西汉时锦和绣都是人们心目中最精美的丝织物制品，表明当时的织绣工艺应当是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同时传达了汉时蜀地锦绣的色彩都鲜艳夺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 。到西汉末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西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详载蜀地物产，将锦、绣与金、银、珠、玉同列；隋唐时织锦、刺绣在蜀地高度普及和发达，《隋书・地理志》称“成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牟于上国”，唐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宋史・地理志》）；织绣不仅是遍及蜀地的生产活动，绣及绣品也频繁出现在文人诗赋当中，代表奢侈、富丽和珍稀，唐时蜀地的富裕人家常常衣着锦绣，平民百姓则将闺阁中千针万线刺绣的女红用来传递自己的情思 。宋时《全蜀艺文志》记载：“织纹锦绣，穷工极巧。”《皇宋通鉴》载述：“蜀地富饶，丝帛所产，民制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宋代受中原绣派的影响，蜀绣从实用性转向装饰性和艺术性，追逐以名人字画为刺绣粉本的时尚；宋代绍熙年间（1191－1194）的《双冠图》是现存最早的蜀绣，绣料为绫质，绣有两株鸡冠花和一只雄鸡，虽历时近千年，依然栩栩如生，展现了宋代蜀绣“画绣”的特点 。宋人之绣，针线细密，其用线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花草禽鸟之绣非如此细密而不能工不能真，加之题材之自然清新，比较龙凤及汉唐流行纹样更富于生活气息。后代言及绣者之工，就说“工仿宋绣”，赞扬“精刺绣”者，即言其“能灭去针线痕迹”，直称“针神”。此乃仿宋画之工，甚至有直谓“绘绣”的。宋元时蜀绣的针法技艺继续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针法特点和韵味风格；元末明玉珍在重庆自立为王，其登基的龙袍是一件蜀绣绣品，胸前用丝线绣出的腾龙采用了锁针、齐针、辅针、掺针、接针、滚针、车拧等多种针法，其晕针针法已经出现了二二针、全三针的雏形，龙鳞绣片平整光亮，掺色均匀，充分展现了蜀绣绣片光亮的风格 。明洪武时在四川设“织染局”，《明会典》记载织染局有绣匠、织匠、毯匠、毡匠等 ；明代秦良玉蟒袍（秦良玉平金绣蟒凤衫）除蟒纹外，胸背绣双凤，裙角彩绣寿山福海，空白间绣彩云，两侧绣宝相花，有齐针、辅针、接针、对针、抢针，还有平金、镶金等针法，展现了蜀绣当时的技艺水平和特点 。一为蓝缎并金绣蟒袍，胸背襟袖均并金刺绣如意、云纹、宝相花纹等。明代由于棉织物的大量使用，也使蜀绣的挑花、抽纱技法大大发展 。清道光十年（1830年），成都刺绣业成立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共同组成的专门行会“三皇神会”，这种组织形式的建立，表明蜀绣已从家庭手工制作逐渐向市场化经营发展 ；根据经营的需要，又分作穿货（黼黻、霞披、挽袖及其它实用品）、行头（剧装、神袍）、灯彩（红白喜事用的围屏、彩帐等）三个不同的门类 ；晚清时，蜀绣行已经形成家庭个体、小作坊和官府经营相结合的格局 。最初，蜀绣主要流行于民间，至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行业，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为著名。当时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可见其制作范围之广。当时的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那时成都的刺绣手工作坊在九龙巷、科甲巷一带有八九十家，到官方劝工局成立，蜀绣业更加兴盛。如三皇神会时的刺绣主分：生产礼服、，到劝工局时期，实用品外更丰富了刺绣欣赏品类，如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题材除以古代名家画作如苏东坡的怪石丛条、郑板桥的竹石、陈老莲的人物等为粉本，又请当时名画家设计绣稿，并绣制流行图案，既有山水花鸟、博古、龙凤、瓦文、古钱一类，又有民间传说，如八仙过海、麻姑献寿，吹箫引凤、麒麟送子等，也有隐喻喜庆吉祥荣华富贵的喜鹊闹梅、鸳鸯戏水、金玉满堂、凤穿牡丹等，十分丰富。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 ；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的画稿，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这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随着蜀地丝织业的发达，蜀绣有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名声在外。刺绣基础在民间，但作为工艺，在当时仍很稀罕，因是奢侈品，并受朝廷官府控制。蜀绣的发展基于蜀地富饶，尤其是所产丝帛质好量大（著名的南丝绸之路便始发于成都）。古蜀绣品极少传世。作为专门技艺，历史上刺绣常为朝廷官府控制，如宋朝廷始设文绣院，招纳绣工专为皇室绣制御服及装饰品，元代在全国各地设有绣局，明代设内廷作坊专管各项工艺制作，清代同类机构叫造办处。这些官方机构除了督造朝廷政府所需，对刺绣行业的正规确立，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起到积极作用。如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并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张洪兴绣制的狮子滚绣球挂屏又得清王朝嘉奖，授予五品军功，为蜀绣赢得很大声誉。最初，蜀绣主要流行于民间，分布在，世代相传。当时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可见其制作范围之广。当时的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等。清朝（公元1644～1911年）中叶以后，蜀绣逐渐形成行业，当时各县官府均设劝工局以鼓励蜀绣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清初艺人们又吸取了顾绣的长处（清朝末年成都尚有几家打着顾绣铺名的作坊），以及长针刺绣而后扎针的民间绣法。当时成都是生产蜀绣的中心。由于选料、制作认真，成品工坚、料实、价廉，长期以来行销于陕西、山西、甘肃、青海等省，颇受欢迎。出品多衣裙、被面、枕套、帐幔、鞋帽等实用服饰品。清道光年间成都发展了许多绣花铺。蜀绣来自民间，正如陕西剪纸、绵竹年画来自民间一样，因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在城乡的院落和闺阁中，妇女们把精心设计的图案绣在嫁妆衣物和馈赠品上，寄托对美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随着时代的演进，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技艺就会逐渐形成产业和规模。1831年（清道光年间），随着蜀绣行会的成立，成都的蜀绣工艺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店铺、作坊多达数十家，从业绣工也有1000余人。这一时期，刺绣产品开始由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产品逐渐划分为穿货、戏衣、灯彩三个行业。伴随着民间蜀绣的生生不息，蜀绣工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清代末期，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又在成都开办了劝工局，劝工局下设刺绣科，专门管理蜀绣的生产和销售。蜀绣中不少精品被指定为皇室贡品，而且优秀的艺人还被授予“五品同知衔”的称谓，极大地鼓励了蜀绣的生产和制作。民国后，蜀绣虽然不再绣制朝衣和贡品，但绣制日用品的范围却越来越广，几乎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幼儿的披衫、鞋帽，大到结婚时的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及馈赠酬酢用品。随着刺绣范围和题材的推广，蜀绣的装饰性也进一步提高，采用历代名画作刺绣图稿的蜀绣作品也大量涌现。抗战时期，文化中心南迁，许多画家和技工来到成都，为蜀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蜀绣工艺的发展也遭受过重大的挫折，“文革”中，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蜀绣也不例外，从事刺绣的艺人甚至被诬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服务”，致使刺绣行业转产，刺绣工人改行另谋生路。著名的成都蜀绣厂，在那时也处于关闭和停产的状态，这家专业生产蜀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于1951年，当时称蜀光刺绣厂和群力刺绣厂，专业人员达到450人以上。主要产品有日用品和欣赏品两大类，日用品包括披风、抱裙、枕套、被面、床单、衣服、手巾、帷屏、彩帐等，欣赏品则有中堂、斗方、绣屏等。1971年以后，成都蜀绣厂开始恢复生产，那些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刺绣工人也纷纷返厂，重新拿起自己心爱的刺针和绣框。1981年后，蜀绣有了较大发展，除蜀绣厂专业从事刺绣的工人外，农村郊县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八千人，蜀绣事业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1982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蜀绣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蜀绣遍布四川民间，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人数达四五千之多，相当于刺绣工厂在职职工的15倍。她们除刺绣被面、枕套、头巾、手巾、衬衣、桌布等几十个品种外，还积极生产外贸出口的生纺绣片、绣屏等。绣品仍保持浓厚的地方特色。在民国初年，郫县安靖镇就开始出现了专门从事刺绣的绣户。但蜀绣的现状不容乐观。四川只有一个成都蜀绣厂，境况不佳，正面临改制的问题，本来人数就少的绣工，年龄也都在30岁以上，难有“新鲜血液”注入。有行家称，美轮美奂的蜀绣，其发展已严重滞后，与号称“百万绣工”的苏绣相距甚远。2005年底，成都蜀绣厂改制，全厂职工买断工龄。2006年初，成都市金牛区资助孟德芝创办了蜀绣大师工作室；5月，蜀绣跻身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蜀绣是中国刺绣传承时间最长的绣种之一[3] 。蜀绣的历史最早可能上溯到与中原夏朝文明同时代的古蜀三星堆文明[6] 。战国末期蜀郡已经成为位居中国第二位的丝织业基地，秦汉时开始在成都设置“锦官”（官府经营管理丝织业的机构），人们对衣饰的多样性需求使绣和锦并肩发展，并产生出了蜀绣独具特色的“锦纹针”[7] 。蜀绣图片关于蜀绣最早的记载见于西汉扬雄《蜀都赋》：“丽靡螭烛，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后扬雄又作《绣补》；汉时关于蜀绣的记载还见于西汉末刘歆《西京杂记》；这些记载显示出在西汉时锦和绣都是人们心目中最精美的丝织物制品，表明当时的织绣工艺应当是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同时传达了汉时蜀地锦绣的色彩都鲜艳夺目、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7] 。到西汉末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西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详载蜀地物产，将锦、绣与金、银、珠、玉同列；隋唐时织锦、刺绣在蜀地高度普及和发达，《隋书・地理志》称“成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牟于上国”，唐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宋史・地理志》）；织绣不仅是遍及蜀地的生产活动，绣及绣品也频繁出现在文人诗赋当中，代表奢侈、富丽和珍稀，唐时蜀地的富裕人家常常衣着锦绣，平民百姓则将闺阁中千针万线刺绣的女红用来传递自己的情思[8] 。宋代・《冠上加冠》局部宋时《全蜀艺文志》记载：“织纹锦绣，穷工极巧。”《皇宋通鉴》载述：“蜀地富饶，丝帛所产，民制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宋代受中原绣派的影响，蜀绣从实用性转向装饰性和艺术性，追逐以名人字画为刺绣粉本的时尚；宋代绍熙年间（1191－1194）的《双冠图》是现存最早的蜀绣，绣料为绫质，绣有两株鸡冠花和一只雄鸡，虽历时近千年，依然栩栩如生，展现了宋代蜀绣“画绣”的特点[10] 。宋人之绣，针线细密，其用线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花草禽鸟之绣非如此细密而不能工不能真，加之题材之自然清新，比较龙凤及汉唐流行纹样更富于生活气息。后代言及绣者之工，就说“工仿宋绣”，赞扬“精刺绣”者，即言其“能灭去针线痕迹”，直称“针神”。此乃仿宋画之工，甚至有直谓“绘绣”的。宋元时蜀绣的针法技艺继续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针法特点和韵味风格；元末明玉珍在重庆自立为王，其登基的龙袍是一件蜀绣绣品，胸前用丝线绣出的腾龙采用了锁针、齐针、辅针、掺针、接针、滚针、车拧等多种针法，其晕针针法已经出现了二二针、全三针的雏形，龙鳞绣片平整光亮，掺色均匀，充分展现了蜀绣绣片光亮的风格[10] 。明洪武时在四川设“织染局”，《明会典》记载织染局有绣匠、织匠、毯匠、毡匠等[10] ；明代秦良玉蟒袍（秦良玉平金绣蟒凤衫）除蟒纹外，胸背绣双凤，裙角彩绣寿山福海，空白间绣彩云，两侧绣宝相花，有齐针、辅针、接针、对针、抢针，还有平金、镶金等针法，展现了蜀绣当时的技艺水平和特点[11] 。一为蓝缎并金绣蟒袍，胸背襟袖均并金刺绣如意、云纹、宝相花纹等。明代由于棉织物的大量使用，也使蜀绣的挑花、抽纱技法大大发展[11] 。清道光十年（1830年），成都刺绣业成立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共同组成的专门行会“三皇神会”，这种组织形式的建立，表明蜀绣已从家庭手工制作逐渐向市场化经营发展[12-13] ；根据经营的需要，又分作穿货（黼黻、霞披、挽袖及其它实用品）、行头（剧装、神袍）、灯彩（红白喜事用的围屏、彩帐等）三个不同的门类[14] ；晚清时，蜀绣行已经形成家庭个体、小作坊和官府经营相结合的格局[13] 。最初，蜀绣主要流行于民间，至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行业，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为著名。当时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可见其制作范围之广。当时的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那时成都的刺绣手工作坊在九龙巷、科甲巷一带有八九十家，到官方劝工局成立，蜀绣业更加兴盛。如三皇神会时的刺绣主分：生产礼服、，到劝工局时期，实用品外更丰富了刺绣欣赏品类，如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题材除以古代名家画作如苏东坡的怪石丛条、郑板桥的竹石、陈老莲的人物等为粉本，又请当时名画家设计绣稿，并绣制流行图案，既有山水花鸟、博古、龙凤、瓦文、古钱一类，又有民间传说，如八仙过海、麻姑献寿，吹箫引凤、麒麟送子等，也有隐喻喜庆吉祥荣华富贵的喜鹊闹梅、鸳鸯戏水、金玉满堂、凤穿牡丹等，十分丰富。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11] ；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的画稿，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这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随着蜀地丝织业的发达，蜀绣有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名声在外。刺绣基础在民间，但作为工艺，在当时仍很稀罕，因是奢侈品，并受朝廷官府控制。四川蜀绣蜀绣的发展基于蜀地富饶，尤其是所产丝帛质好量大（著名的南丝绸之路便始发于成都）。古蜀绣品极少传世。作为专门技艺，历史上刺绣常为朝廷官府控制，如宋朝廷始设文绣院，招纳绣工专为皇室绣制御服及装饰品，元代在全国各地设有绣局，明代设内廷作坊专管各项工艺制作，清代同类机构叫造办处。这些官方机构除了督造朝廷政府所需，对刺绣行业的正规确立，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起到积极作用。如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并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张洪兴绣制的狮子滚绣球挂屏又得清王朝嘉奖，授予五品军功，为蜀绣赢得很大声誉。最初，蜀绣主要流行于民间，分布在，世代相传。当时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可见其制作范围之广。当时的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等。清朝（公元1644～1911年）中叶以后，蜀绣逐渐形成行业，当时各县官府均设"劝工局"以鼓励蜀绣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清初艺人们又吸取了顾绣的长处（清朝末年成都尚有几家打着顾绣铺名的作坊），以及长针刺绣而后扎针的民间绣法。当时成都是生产蜀绣的中心。由于选料、制作认真，成品工坚、料实、价廉，长期以来行销于陕西、山西、甘肃、青海等省，颇受欢迎。出品多衣裙、被面、枕套、帐幔、鞋帽等实用服饰品。清道光年间成都发展了许多绣花铺。蜀绣来自民间，正如陕西剪纸、绵竹年画来自民间一样，因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在城乡的院落和闺阁中，妇女们把精心设计的图案绣在嫁妆衣物和馈赠品上，寄托对美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随着时代的演进，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技艺就会逐渐形成产业和规模。1831年（清道光年间），随着蜀绣行会的成立，成都的蜀绣工艺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店铺、作坊多达数十家，从业绣工也有1000余人。这一时期，刺绣产品开始由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产品逐渐划分为穿货、戏衣、灯彩三个行业。伴随着民间蜀绣的生生不息，蜀绣工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清代末期，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又在成都开办了劝工局，劝工局下设刺绣科，专门管理蜀绣的生产和销售。蜀绣中不少精品被指定为皇室贡品，而且优秀的艺人还被授予“五品同知衔”的称谓，极大地鼓励了蜀绣的生产和制作。民国后，蜀绣虽然不再绣制朝衣和贡品，但绣制日用品的范围却越来越广，几乎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幼儿的披衫、鞋帽，大到结婚时的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及馈赠酬酢用品。随着刺绣范围和题材的推广，蜀绣的装饰性也进一步提高，采用历代名画作刺绣图稿的蜀绣作品也大量涌现。抗战时期，文化中心南迁，许多画家和技工来到成都，为蜀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蜀绣工艺的发展也遭受过重大的挫折，“文革”中，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蜀绣也不例外，从事刺绣的艺人甚至被诬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服务”，致使刺绣行业转产，刺绣工人改行另谋生路。著名的成都蜀绣厂，在那时也处于关闭和停产的状态，这家专业生产蜀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于1951年，当时称蜀光刺绣厂和群力刺绣厂，专业人员达到450人以上。主要产品有日用品和欣赏品两大类，日用品包括披风、抱裙、枕套、被面、床单、衣服、手巾、帷屏、彩帐等，欣赏品则有中堂、斗方、绣屏等。1971年以后，成都蜀绣厂开始恢复生产，那些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刺绣工人也纷纷返厂，重新拿起自己心爱的刺针和绣框。1981年后，蜀绣有了较大发展，除蜀绣厂专业从事刺绣的工人外，农村郊县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八千人，蜀绣事业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1982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蜀绣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蜀绣遍布四川民间，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人数达四五千之多，相当于刺绣工厂在职职工的15倍。她们除刺绣被面、枕套、头巾、手巾、衬衣、桌布等几十个品种外，还积极生产外贸出口的生纺绣片、绣屏等。绣品仍保持浓厚的地方特色。在民国初年，郫县安靖镇就开始出现了专门从事刺绣的绣户。但蜀绣的现状不容乐观。四川只有一个成都蜀绣厂，境况不佳，正面临改制的问题，本来人数就少的绣工，年龄也都在30岁以上，难有“新鲜血液”注入。有行家称，美轮美奂的蜀绣，其发展已严重滞后，与号称“百万绣工”的苏绣相距甚远。2005年底，成都蜀绣厂改制，全厂职工买断工龄。2006年初，成都市金牛区资助孟德芝创办了蜀绣大师工作室；5月，蜀绣跻身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