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雪的芭蕾

那天我被我堂哥揪到他的二八车大梁上一路疾驰而去。初夏的风在我的耳边像是要告诉我些秘密，可堂哥骑车的速度太快，我只听见了“丝丝”声。他驮着我来到了城北一户人家门前，军绿色的大铁门紧闭着，我闻到了还没干透的油漆味。我问堂哥这是哪，他笑着看我一眼，说，憨熊，这是恁家，恁新家。

后来我知道，那年春天的时候我爹瞒着单位的人在城北买了一块地，叫了老家的一些壮劳力，盖起了七间大平房。没过多久我爹辞了职下海经商，我们从城南的单位宿舍搬到了城北的单门独院。夏天快结束时，我有了一个军绿色的新书包和奶油色的人造革吸铁石铅笔盒，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我的学生时代。那是1984年，我六岁。也是我童年记忆的开始，那之前的日子我现在任凭怎么回想，都没丝毫印象。我们的新家所属县北关镇清河大队，除了我们一家外来户外，周围邻居基本都是大队的老社员，说是镇，其实社员也早都没了地，很多都农转了非。我们家的前院是大队喂牛的牛屋院，还养着几头没了用武之地的老黄牛，郑老头和付老头就是牛屋院看牛的牛官儿。

放学后我总是先绕到牛屋院里玩一会儿，我呆呆地望着老牛咀嚼干草，听它发出的声音真是动听。郑老头就像他看管的老黄牛，慈眉善目，说话慢吞吞。他问我作业做完了没，我狡猾地点点头，他就从床头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包水果糖，给我一颗，再小心翼翼地包好剩下的放回去，然后边往牛圏里敛草边说，不碍，玩一会回家再写。我那时不喜欢付老头，他从没给过我糖吃，而且他还经常吃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家南墙头贴着牛屋院的后院墙，伸伸手就能够着，家里如果吃个什么时令水果，我妈总是拿上些从南墙头叫他们接过去吃，每次都是付老头跑去拿，这事我见过无数回，我觉得他从没分给郑老头吃过。最让我可气的是付老头对牛也不好，我没见他给牛喂过草，却总是拿着一张破铁锨在院子里铲来铲去，也不知道是在刨谁埋的银子。我趁付老头不在屋的时候就说：“郑姥爷，你得管着付姥爷点，你是正的他是副（付）的，你权力比他大。”郑老头看着我笑说，你这小孩，人小鬼大。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牛屋院的牛被大队卖掉了，院子租给了一家私人开的玻璃加工厂，郑老头被他乡下的闺女接走了，从此消失在我的生命里。我记得那天放学后，我照例跑到牛屋院，不少人进进出出在往里抬机器，只有付老头还拿个烂铁锨在院子里晃来晃去。牛圏已经被拆掉了，我寻摸半天也没看到一只老牛和郑老头。最后还是从我妈那里打听到郑老头被闺女接走的消息，妈说，郑老头临走还对她夸我，这小孩大了出不了大碍，恁别替他操心，将来不愁找不到好媳妇。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想什么媳妇，我想老牛，还有和老牛一样的“正姥爷”。付老头留下了，因为他一辈子打光棍，无儿无女可以投靠，大队就出面给玻璃厂的人商量，把付老头留下在玻璃厂看大门，一个月多少给点钱就行了。我有那么一阵子每天都想，为什么他俩不能换换呢？“副”的才该走，“正”的留下多好。

寒假的一天傍晚下起了雪。眼看离年根儿越来越近，我爹还远在福建贩着他的海蜇头没回来。晚饭后我和我妈说在门口玩会雪，她守着电视正看《聊斋》，还没顾上理我，我就跑出去了。大人说第一茬的雪最脏，不能吃，我才不管，大人总是吓唬人，就像聊斋里的鬼，我从来就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我抬起头伸出舌头够飘下来的雪花，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一片片洁白的雪花垂直落下，打在我舌头上，痒痒的，还没感觉到它的形状它就化掉了。我原地转着圈，像天鹅湖里的白天鹅，这是属于我的芭蕾。再转，我看到我家军绿色大铁门上去年的对联，褪色的横批上写着“抬头见喜”。继续转，后脑勺先着的地，眼前亮的同时鼻子也出了一股酸酸的热气。我妈后来跟我说，她当时吓得掉了魂儿，一摸我后脑勺流血了，就以为我肯定活不了了，哭着从抽屉里拿了钱就往外跑。抱起我还没跑几步就累得喘不上来，这时她想起了前院的付老头，那个每天抱着把烂铁锨的付老头。不知是我比把铁锨沉不了多少，还是付老头的劲大，反正妈说他一路小跑没停过，一直把我扛到离我们家较近的县财贸医院，我妈是骑自行车在后面追着到的。我后脑勺被缝了三针，我妈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吧嗒着泪追着大夫问会不会落下后遗症，大夫被问急了，没好气地吼我妈，哭什么哭！不就摔个跟头吗，死不了！小孩家摔摔才能长！妈说，她当时也忘了付老头了，他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总之当时根本没顾上说句谢谢的话。之后我见了付老头也没了之前的不喜欢，冲他呵呵笑笑，他也冲我呵呵笑笑。偶尔我也从南墙根喊，付姥爷，俺妈让我把西瓜给你吃，付老头颠颠地跑来，也没别的话，就“哦”一声伸手接过去走了。

我上了初中后，成绩一落千丈，老师和我妈谈过话，说我自暴自弃，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校外青年经常来往。回家我爹就抽了我一巴掌，我妈拉也拉不开，我爹扬言要用巴掌把我打醒。也许见我没流下忏悔的泪，举起胳膊又准备下一轮的攻势。我一脚把屋门踹开就跑出去了，边跑边喊，你杀了我我也再不回学校了。跑出来才想起没地方可去，绕了一圈来到了前院。那时候玻璃厂也面临倒闭。付老头还在看着他的大门，传达室的炉子上蹲着把呼呼冒热气的黑壶，里面的开水不知道滚来滚去了多久。付老头在看电视，这台他唯一的家电也是我们家淘汰下来的14寸黑白凯歌，我妈前几年送给了他。付老头见我去，多少有点意外，问我，有事？我说没，递给他根双马，付老头说，咱没抽。你那小，就学抽烟了？我没理他。电视在放广告，蓝天六必治，身体倍儿棒，吃嘛儿嘛儿香。付老头接了句，狗屎也香。我噗的笑了出来。付老头脸冲我，说，学点好，别给家里添心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付老头。

付老头临死头一星期我妈从墙头上给他递过去半只烧鸡，他给我妈说自己怕是没日子了，头天夜里睡觉掉了床。我妈安慰了几句也没当回事，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人就没了。大队里的人给他老家亲戚捎信，人死了得火化，得有个亲戚点头才行。人来了，听说是付老头妹妹家的儿子，也就是付老头的外甥。这人来后给付老头的尸体磕了几个头就开始翻他留下的东西，翻来翻去也没找到一样值钱的物件。完了给大队的人说，俺舅一辈子会过，死了肯定会给他妹妹攒下笔钱，这钱不是俺舅藏起来没找着，就是被有的人找到了自己秘起来了，这么说吧，要是找不到俺舅给他妹妹留的钱，人就不火化。 大队里主事的几个人气得干瞪眼，有年轻人要揍他被年长的劝下了。后来的事情颇具戏剧性，在找遍了整个玻璃厂也没找到付老头藏的一分钱后，第二天他外甥从老家骑自行车驮来一个神老婆子，神老婆子来到了玻璃厂，闭着眼又是请神又是念咒，最后用香点着了在纸上画，画了半天眼睛睁开了。她指了指玻璃厂的院子说，从北墙根儿数五十步，就在那下面。付老头的外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把烂铁锨就铲了进去，不到一米，四四方方的一个铁盒子。我妈听人说，里面用皮筋儿捆了四沓钞票，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一样一沓，总共三千七。

那年我青春期的叛逆随着一场打架斗殴而消失殆尽，当我拿起木棍敲向那人的后脑勺时，我看到了血浆从头皮开口处飞溅出来，不知为何，那一瞬间我想起多年前那个下雪的夜晚，我被付老头扛在肩膀上，朝着县财贸医院一路跑去。我记起了，当时我趴在他的胸前，感觉到他那颗剧烈跳动的心脏，一下一下，像是随时都可能从他单薄的胸膛穿出来一样。它的跳动打在了我的肚子上，我当时还做着梦，确切点说是昏迷着，梦里我踮着脚尖变成了一只白天鹅，我随着不知哪里来的“嘭嘭”的节奏，一下一下，在雪地里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