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考研之路：相信自己，永不放弃

　　文/王江涛
　　
　　1996年，我在一家政府机关工作，待遇不错，可以分房，但无法适应机关生活，决意考研。当时仔细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性自由散漫，也不适合公司工作，最喜欢做一名大学教师。由于从小倾慕北大，自幼喜爱古典文学，决定报考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专攻魏晋隋唐文学方向，以后争取留校任教。当时并没在意，自己是跨城市、跨校、跨专业考研，难度极大。
　　
　　1996年9月，专程前往北大，咨询考研信息。中文系只提供专业课参考书，没有历年试卷，不提供导师联系方式，很是郁闷。目睹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前往中文系，立志考研，压力不小，毕竟只是个人兴趣，从未专业学过。好在有位高中同学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所以冒然找到中文系研究生宿舍楼，寻找熟人。碰巧同学的朋友正在中文系读研，了解了很多情况，准备报考钱志熙先生的硕士。钱先生是葛晓音教授的弟子，袁行霈教授的再传弟子，仰慕已久。晚上借宿于朋友的宿舍。
　　
　　第二天上午，在朋友的宿舍中偶然看到一份北大校报，上面有一则消息，引起我的极大兴趣：1996年9月，国内第一个宗教学系北大宗教学系成立了！精神为之一振。当时对于宗教的兴趣已经大于文学，感觉冥冥之中，命运在召唤我。经过深思熟虑，决意转考北大宗教学系。好在从小对于升官发财没有什么兴趣，计划硕士毕业后赴美读博，然后争取回北大任教。
　　
　　当即前往宗教学系了解相关情况，当时要考五门：英语、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哲学史和宗教学原理。由于本科学习英语，所以英语不用复习，难就难在专业课，从未接触过。北大宗教学系本是哲学系的一个专业，1996年独立成系，事实上还属于哲学系。国内传统上把宗教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而在国外，宗教学和哲学分庭抗礼。我一直认为，宗教类似于文学艺术，讲究感性和直觉；而哲学类似于理科，讲究理性和逻辑，两者大相径庭。宗教学的专业课以哲学为主，不是我的长项，又是一大难关。
　　
　　根据系里公布的参考书目，跑遍了北京各大书店，终于买全了所需书籍，包括赵光武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大中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南开大学《西方哲学通史》、吕大吉先生的《宗教学通论》等十多本书。
　　
　　由于在职考研，工作很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复习。直到1996年12月，才真正开始全面复习，每天晚上回到宿舍，挑灯夜战，很是辛苦，觉得这帮哲学家真是有病，恨不得一刀捅死算了。由于智商较低，迄今仍然不知所以。考试时，专业课参考书看了一半都不到，满分500分，我取得了254分的好成绩。只有英语过了，其他四门全部挂掉，专业课平均三四十分，很是悲惨，第一年考研以大败告终。
　　
　　考研失败了，单位也知道了。当时各地正在精简机构，由于我在那个单位学历最高，专业最对口，我想肯定不会是我。单位中有很多老同志，眼看就要退休了，我以为会有人提前退休。一天，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知道要精简机构，我自然知道。领导告诉我，我们单位只有一个指标。我好奇地问是谁，领导严肃的说：“就是你。”当时感觉犹如五雷轰顶。我质问领导为何是我？领导说：“因为你工作态度不端正，又要考研。”我便无话可说，由于不喜欢机关工作，我在班上经常看一些《太平广记》之类的闲书，还把英国作家劳伦斯的禁书《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翻译了三分之一，后来觉得出版可能性不大，全部销毁。
　　
　　当时决意考研，不想在机关混一辈子，便向单位请了半年假，回家复习。单位允许我带薪复习，但告诉我如果明年再考不上，工作也就没有了。我和父母压力都很大，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找了一个还凑活的工作，眼看就要没了，考研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好在父母非常开明，并未表现出来。
　　
　　1997年7月，再次回到父母身边，面临第二次“高考”。7月至9月复习得还可以，不幸的是，九月份问题出现了。由于父母觉得我很艰苦，每天给我订了牛奶补充营养。从小家中清苦，没有喝过牛奶。每天早上起床，我一般不吃早饭，先空腹喝下一斤牛奶，偶尔吃个鸡蛋。喝到9月，胃开始出毛病了，每天腹涨，吃的东西完全无法消化，每天基本无法进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