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刑弼教"对明朝法律制度的影响

明，彰明、彰显，弼，辅助、辅弼。彰明刑罚，辅以礼教。“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后人简称“明刑弼教”，从字面而观，“弼”乃辅佐之义，似与“德主刑辅”的传统立法、司法原则并无不同。实则不然，“德主刑辅”中“德”为“刑”纲，“刑”要受“德”的制约，始终处于次要、辅助位置。宋以前论及“明刑弼教”，多将其附于“德主刑辅”之后，其着眼点仍是“大德小刑”和“先教后刑”。宋代以来，在处理德、刑关系上始有突破。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作了新的阐释。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又从“礼法合一”角度对“明刑弼教”进一步说明：“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与前代儒家常说不同的是，他强调刑与教的实施可“或先或后”，“或缓或急”。经此一说，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教”行事。这看来小小的变通之义，即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明清两代法律实施的方法、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朱元璋在元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强调“刑乱国用重典，重典治吏”，重农抑商，打击豪阀和为富不仁者，在法制史上留下了严刑峻法的浓重的一笔。后世学者总结明代“重刑罚，轻教化”的立法思想，提出了“明刑弼教”的概念。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一般说来，倡导“德主刑辅”，本意是注重道德才华，限制苛刑，所以它往往是同轻刑主张相联系的。而经朱熹阐发，朱元璋身体力行于后世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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