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讲了什么？如何评价？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春寒料峭，军统天津站行动队长李涯正踌躇满志。几分钟前，他刚截获了一个电话，听到彼端熟悉的声音，他一贯严峻的面上露出一种志在必得的微笑。终于可揭露这个可怕的潜伏敌人的真面目，李涯觉得几年来的忍辱负重总算有了个眉目。他不知道片刻后，自己三十五年的短暂人生即将戛然而止。彼时，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早已将私产转移到广东，冷眼旁观党国这条千疮百孔的大船慢慢没顶；南京特派员鲍某魂不守舍，将他费尽心血安排的名单向他人和盘托出；不远的北平，傅作义和CCP两次谈判，即将献城。更遥远的地方，在华北，在江淮，GMD的军队如散沙一触即散，溃败千里。 这一切李涯未必不知，然而就如他所说的，国家大事，非我辈能操心。他自知是一颗绝无回头路的过河卒子，孤军深入，以期有朝一日可反将一军，弥补当年戴笠未 实现的期许――“待战时，见奇效。”至于能否有实现的一天，他没有怀疑过，也从不允许自己怀疑。不幸、或恰恰相反，李涯孤绝的信仰随另一种意志的舍身一跃被迫中折。死亡突如其来，那零点几秒钟的失重坠落间，他想过什么？难酬的热血，郁郁难伸的抱负，还是这单调一生也许有过的、难得幸福的吉光片羽。都不重要了。我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那一刻足够短暂，短暂到他来不及体会痛苦和遗憾。对于他奔波徒劳的一生，这未尝不是一个幸运的结局。历史的顺 流者廖三民和逆流者李涯，泰山之重亦或鸿毛之轻，当死亡的阴影黯淡他们的眼睛，同样鲜红色的热血在冰凉的地面漫延冷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恨、嫉妒，灰飞湮灭。阳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他们不再有份。” 军统特务未瞑的双目直直望向屋顶，其上是无垠的青空，翻腾时代变更的波诡云谲。李涯是太渺小了。渺小到他的抗争、他的生死都那么微不足道。在时代巨浪拍击之下，个人意志被轻而易举的碾碎或抛弃，他的螳臂挡车，让人感到一种悲哀的荒谬。这是早已注定的，李涯的一切殚精竭虑只是徒劳，一切理想都终成泡影。这种必然的失败和屡败屡战，让他被解读为一个几分喜剧色彩的悲剧性反角。谁说不是呢？他四处碰壁，时时鼻青脸肿气急败坏的回来；纵使咬碎牙根，也不得不暂且向人低头，只在孤独的角落，让一贯强硬的外壳裂开一条缝隙，窥见灵魂柔软的本质――个人而言，我并不愿见李涯的眼泪。那么要强孤标的一个人，要他允许自己片刻的软弱，竟至流下泪来，岂不就是承认自己输了――不是输给敌人，而是输给了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并非一直以为的坚强；李涯落泪， 我更愿意将它理解成一种亘古与同、有志难伸的愁郁块垒，是眼见国事衰颓而肖小横行的忧愤疾痛。是大道如青天，而我，独不得出。这种巨大的，无以排遣的痛苦，在安静狭小的办公室中，无可避免地逼迫下来，像黑色的洪流，用沉默淹没孤独的时刻，让这个男人静静落泪。高贵的悲伤有其动人之处，映射出一种水晶质地的人格，折射四周的光怪陆离依旧纯净坚硬，也许脆弱但是宁碎不折。当然李涯的人格远非完善，他并不城府深沉，对己对人都近似严苛；他张扬外露、时而暴戾，甚至让我怀疑，这样的性格如何在延安潜伏；他也未必无欲无求，上校的军衔可以让他在意愤怒，但他的所求却甚少为一己之私。他说“我运即国运”，唯有俯仰无愧者，可以作此坦荡语。一个人的双手沾染血腥，精神世界却出奇的纯粹。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即便身陷泥潭不能独清，也曾勾心斗角机关算尽，一言一语依然掷地有声：“党国不公，为党不义，我李涯一片至诚从未改变”。“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这个偏执的殉道者形象总使我联想到雨果英雄主义悲剧气质浓厚的《九三年》中，那位凛冽肃穆的黑衣教士西穆尔丹。他们身上有一种根本的肖似，这种人只倾听内心的声音，单纯而严峻，为了自己信奉的真理不择手段，自以为可凌驾一切世俗。他们像黑夜一样森冷可怖，良心却纯洁忧郁，像子夜星斗一样闪烁；而在阳光中，这光辉就湮灭不明。李涯，他那简单的理想，唯独透露一丝温暖的“为了孩子”，是否也像西穆尔丹那样，带着一种普世的清教徒式的悲悯？他深谙自己阵营的弊病，也目睹过另一种主义缔造的“光明”，他的心却从未动摇。行走在黑暗和血泞中，孑然一人，好像神话里的西西弗，以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一个献身空无的斗者，被敌对的一方所抹杀，被维护的一方所边缘，荒谬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生活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人们可以嘲弄这名历史的无名氏，他荒诞的雄心，无价值的死。然而对我而言，他的微不足道和失败，却仍为我昭示一种久违的，固守自我的生存方式。我们在生活中时会惊觉生存的荒芜，心中生满荆棘，灵魂干涸，面目全非。我们有意无意的扮演了很多人，余则成，吴敬中，谢若琳，在犬儒主义横行的年代里，这些名字是容易被认可的。而李涯穷其一生，都在与那块无形的西西弗巨石做周而复始的抗争，在失败与对失败的藐视中，在清醒的认识并承受痛苦中，他完成了一种对命运的反超。真正的悲剧决不是命运不济，而是屈从于命运的摆弄，是无底线的妥协，随波逐流。这种意义上，荒谬的反英雄李涯，他堪称一个大写的纯粹的“人”。而我对李涯复杂的情愫，唏嘘，伤怀，痛惜等等，终于也因此得到宁静，谨以此做结：
  党国没有希望了，我没有希望了。我只希望带上我的财产，全身而退。　　余则成和他那个傻得挂相的女人，是共党吗？当然是。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李涯不是他们的对手，除非我愿意出手。　　要问为什么，首先，我想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和理由，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我吴敬中干这个站长，就是为了捞点好处，然后全身而退。委员长靠不住，毛局长更靠不住，什么靠得住？美元金条而已。陆桥山、马奎这些人，动机都很明显。所以他们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和掌握的。除掉马奎，无非是这个蠢货居然认为是我串通穆连成泄密，这个人的脑子，不比我老婆好多少，但是他会闯祸，好在有共党帮忙，捏死他不费吹灰之力，也顺理成章。共党他爱是不是，重要的是他不要去南京坏我的事。而余则成不同，他看起来老实，但是我知道他绝对不老实，但是他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对，问题却就出在这个对上，他没有私心，没有欲望，这就是大问题。为什么我要冒着启用佛龛的风险查他，目的就是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从他对左蓝的态度，我就可以肯定他不干净了。但是，这有关系吗？我这个学生，好就好在明白“效忠党国，首先是效忠长官”这个道理。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我的人。我不是他老婆，不在乎他还会是共党。正因为他是共党，他才特别需要我的庇护，也正因为需要我的庇护，他才会帮我做事。　　很多人以为我是老糊涂，哈哈，这样想很好。马奎、李涯，行动队的，仗着手里有人，想查谁就查谁，老子的底他们也敢查，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不是甩手掌柜，我也有人。给翠平接风吃西餐那天，你们也看见了，调查余则成和左蓝的那个。我的人不会像行动队的那样成天在街上晃荡，但是他们该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比如带余则成上飞机。我爱装糊涂，这个方面，余副站长还得跟我学。　　什么内战，什么党国的前途，这些全是狗屁。陆桥山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太没品味了，居然和李涯这个疯子闹矛盾，事情做到这个份上，我也爱莫能助了。　　李涯就是一疯子，他的动机比余则成还荒唐还难以理解。他真把党国当回事，也好，脏活累活，背黑锅的，就都交给他吧！他总是能够每次都毫无悬念地，毫无意外地把屁股露出来。当然这都是在余则成的帮助下。他爱折腾就折腾吧，反正工作得有人干，不过有余在，他就只能是瞎折腾，丢人现眼。　　余则成是共党，这很重要吗？不重要。国军在战场上几万几十万地损兵折将，这哪里是几个小特务能够左右的呢？但是，余则成能帮我敛财，这就很重要了。我也没亏待他，给过他金条，而且，把抓季伟民这样成功率很高，却很讨好的差事派给他，促成他当中校副站长，也很够意思吧！说白了，他只要不把我人赃并获地送给共党，一切随他去折腾。　　他的事情我全清楚，一个王占金，一个许宝凤，把人杀了一切干净，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说他心重，手不狠，不适合潜伏。他其实早暴露了，但是放心，有我罩着他呢。　　最后再透露一点，我那个老婆，各位都知道，是蠢得可以进博物馆的蠢货，我知道她的嘴不把风，知道什么就一定会告诉那个叫翠平的女共党。所以她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故意告诉她的。这样，我稳住余则成，我老婆稳住他老婆，就一切都很美好了。他们当我是老傻瓜老糊涂，那最好。　　余则成的生死去留，全在我的掌握之中。可惜啊！国军太不堪一击了，否则我还可以多捞几票，如果钱再多一些，我就不必去台湾买地，而是直接去美国买地了。　　利用他，稳住他，事情就这么简单。他爱潜伏，尽管潜伏吧！但是他如果撤退了，那就是叛逃，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我只要不让他跑掉，就万事大吉。在机场他说什么来着？是命？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是捏住他的如来佛。　　还有一个问题要交代，那就是谢若林和晚秋的住房问题。没我发话，他们是不可能成为余副站长的邻居的。我本来是想拆散他和他的女共（乱码）匪，让他在关键时刻能够做不了事情，不给我惹出大麻烦，但是我有点失算。谢若林不是周会计，一定会看出破绽的，但是重要的是晚秋这个小丫头一定会帮余则成，谢的能力，可以把翠平拱出来，拱出来以后，翠平只有离开。晚秋力保，余则成落难之际被美人所救，只有直恩图报，以身相许，这样，我就很安心了。可是我没想到余则成出来混了十几年，业务水准大大长进，感情观念却还是他老家的调调，只爱捞面不吃牛排。险些被那个小混混坏我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