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歌的历史

“打歌”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巍山县城郊的巍宝山龙潭殿内有一幅清代画的《踏歌图》，画面上，男女十余人围成圆圈，在一棵大松树下歌舞，圈内有人吹芦笙并舞之，圈外一人吹笛，一人弹弦子，另一人拿扇子做表演状。这幅画十分清楚地说明，现在巍山等地的“打歌”同那时的“踏歌”，在表演形式方面是基本一致的。今彝族“打歌”时，仍喜欢在场地上竖立一棵高大的松树，人们围在松树附近“打歌”。而且现在大部分地区的“打歌”，仍使用葫芦笙和笛子伴奏（如巍山、祥云、弥渡、姚安、大姚、南华等地）。从这幅画看，起码在清代，“打歌”和“踏歌”这两个名词就已混用了。另外还可以看出，“打歌”所包含的形式，除歌舞以外，有可能还包括某种曲艺表演形式，亦未可知。假如结合“打歌”与“踏歌”含义的一致性来考虑，那么，追述“踏歌”的历史则更为久远。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赠汪伦》一诗日：“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关于此诗中的“踏歌”，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新选唐诗三百首》云：“踏歌，古代民间的一种歌咏方式，一边走一边唱，依着脚步的节拍作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的《中国音乐词典》也说：“踏歌，汉唐间的风俗性歌舞。”书中除引用李白《赠汪伦》诗外，并录《西京杂记》“汉宫女以十月十五日，相与联臂踏地为节，歌《赤凤来》”句。从以上情况看，似乎可以认为唐代以来的“踏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边走边唱”，与现代一般认为的“打歌”（歌舞）区别较大；另一种则为“相与联臂踏地为节”，这种“踏歌”与现在的“打歌”十分相近。至北宋时，沈括《梦溪笔谈》中“大遍与摘遍”一节也提到“踏歌”，并明确认为是一种又歌又舞的文艺形式。在云南历代文史著作中（如《云南通志》、《滇志》及各地州府等），记述“打歌”场面的段落不少。不过把“打歌”这一名词最明确地叙述出来的是清代道光年间大理诗人周之列写的《打歌行》。在这篇诗作的题记中写道：“癸卯正月五日，余寄居霁轩傍舍，村农男妇就屋前隙地吹芦笙竹笛，跌足鼓腹为长夜之乐，名日‘打歌’，殆击壤之遗俗也。”目前，虽然还没有确实的史料来证明唐代以来中原一带的“踏歌”云南的“打歌”有何渊源关系，但是，类似唐代的两种“踏歌”，在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还能在云南一些民族地区找到它明显的痕迹。如现在洱源西山打歌非常类似唐代“边走边唱”的“踏歌”，常在喜事或庙会时围着篝火慢慢走动着唱的一种叙事歌。演唱者手端酒碗分成甲、乙两方进行对答（其他如泸水、兰坪等地亦有此类型的“打歌”）。又如现今碧江县白族勒墨人的“打歌”非常类似“相与联臂踏地为节”的“踏歌”，即既不歌唱，也不用任何乐器（包括不用打击乐器）伴奏，人们围成圆圈手拉手就开始跳这“无声”的舞蹈。当然，上面说的相似，主要是指表演形式方面。关于“打歌”的起源，各地都有一些民间传说，这些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虽然大部分无可考证，但对我们研究“打歌”的历史沿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彝族传说：古代一个彝族部落，在一次敌强我弱的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失利，彝方被围困在哀牢山某山头上，部族的命运危在旦夕。当晚，为了冲出重围，人们组织起来，每人手上都拿着火把和刀枪，在山上来回不断地跑动、跳跃，口里大声喊着唱着“阿社者，瞧着”（参看例1）。此时外部族误以为彝方援军已到，因而放松了包围，彝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冲出了重围……为了纪念这次决定生死存亡的胜利，彝族人民每年都要在这一天（农历6月24日）聚集山野，点燃火把和篝火，又唱又跳连夜欢庆，后来就演变为现在的“打歌”。类似的传说在大理州、楚雄州、保山地区、I临沧地区、思茅地区，玉溪地区等均有流传。结合上述传说和“打歌”的内容、形式等可以初步推断，“打歌”的起源可能追溯到云南省一些少数民族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