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

王龙（石家庄） 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得了2008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中国传媒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他的华裔身份，尽管钱永健再三声明自己是美国科学家，也没能阻止中国人对他的追捧。钱永健是钱学森的堂侄，既是钱家的骄傲，当然也就是中国的骄傲。这样推理有点像与贾府攀亲戚的刘姥姥，足以证明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痴狂程度。 毋庸讳言，许多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望眼欲穿的情怀，只是在付出极大热情后，诺贝尔奖仍然遥不可及，难免令人尴尬。很多人不明白，既然举国体制可以了却举办奥运会的百年梦想，能够使中国成为金牌大国，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获得一项诺贝尔奖呢？李政道、丁肇中、钱永健等同样是华人，换个国籍就可以获奖，而中国13亿人口却只能望洋兴叹，难道真是橘生淮北则为枳吗？诺贝尔奖不只是名利 也许这样的问题有点“弱智”，对于一个世界公认的高端奖项来说，所遵循的标准首先是公平、公正、公开，评委不会在众目睽睽下因国籍而厚此薄彼。以美国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为例，获得经济学奖固然是创立了自由贸易新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形成，却是他经常以犀利的笔触在《纽约时报》撰文，对美国经济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从加州能源危机、安然公司事件到政府的减税政策、伊拉克战争，他往往一针见血地戳穿布什的小把戏。克鲁格曼的出发点很单纯，既不是以获奖为指归，也没有为美国人争光的高尚情怀，体现的只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良心。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克鲁格曼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去做自己的份内工作，纵然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会导致金融危机，也无损他本人的利益，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与美国政府唱对台戏。但是，良知却使他选择了向政府开战，义无反顾地用独特视觉剖析美国经济社会黑暗面。 相比之下，那些天天巴望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又在干什么呢？或者为利益集团当吹鼓手，或者为个人名利勾心斗角，或者浑浑噩噩重复着前人的学说，不但没有对基础科学的执着精神，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品质。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与其说中国人期盼诺贝尔奖，倒不如说是对名利的顶礼膜拜。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经济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说话也越来越有底气，但由于一个时期内人们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对自主创新的学术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使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新严重脱节。比如，汽车、家用电器等生产企业遍地开花，核心技术却没有自主能力。人们在“世界工厂”的美梦中醒来后，才惊讶地发现，所谓的经济发展不过是靠牺牲市场和资源的代价换取了少量的加工费。这种状态与国家规模不成比例，所以导致了很多人热衷于虚张声势，今天争建世界第一高楼，明天抢夺体育金牌，样样希望冲击世界之最，却掩盖不住内心的自卑。观念上突破自己 当然，今天在中国流行的有关诺贝尔奖的解释版本很多，诸如价值观、教育体制、学术环境、语言障碍等等，不一而足。于是，有人建议中国冲刺诺贝尔奖要借鉴体育界的举国体制，采用目标导向的管理方式，举倾国之力实现这个百年祈愿。按固有的逻辑，既承认诺贝尔奖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奖项，就应该让学术和体育一样与国际接轨，建立以原创性为主要指标的评价体系，相信全民会以最大的热情支持这项爱国运动，因为任何人都明白，一项科技发明创造比拿几块体育金牌更有意义。实事求是地说，曾经饱受非议的举国体制并非一无是处，这种集全力于一点的爆发方式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起码已经在奥运会上显示出了巨大威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创举，如果从单一的经济概念分析，未必逊色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理论。尽管如此，讨论什么原因使中国无缘诺贝尔奖也毫无意义，既然举国体制可以使中国成为体育强国，也就有能力使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在观念上突破自己。 站在这个基点看，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当然不完全是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教育体制所能解释的深层问题。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宇称原理的破坏”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6年丁肇中因“发现一类新的基本粒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6年李远哲因“发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使详细了解化学反应的过程成为可能，为研究化学新领域―反应动力学作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97年朱棣文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8年，崔琦与德国的霍斯特・斯托尔默和美国的罗伯特・劳克林因在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0年,高行健获得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