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岗森严，如何为人民服务？

可是，早在文革之前，权力机关设置门岗就已经是全国的普遍状态，可以说无一例外，从前是军人、保卫处加看门老大爷，如今是军人和保安。门禁森严，甚至是一道又一道门岗，几乎是所有权力机关的大门景象。 　　遗憾的是，凡是门口书写为人民服务的机关，恰恰都是人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进入、甚至不能驻足张望的地方；影壁也叫照壁，其用途就是阻挡视线，于是，为人民服务的影壁，实际作用却是用来专门遮挡人民的视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文革初期，群众对许多权力机关确实可以一拥而入，但进去的目的是打倒、砸烂，无论里面的人还是冲进去的人都无法为人民服务，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后，尤其是中共九大之后，尽管新的权力机构和新的权力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但门禁照旧。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是时代的特征，门卫的警惕性更超过以往，而对生人的怀疑和警觉也是全国各地的常态，所以，权力机构的大门对生人是绝对关闭的。几十年来，如果有人想进入权力机关，就必须去传达室填会客单，而填单子前的质问就是“你找谁”，这说明来人在权力机构里面首先要有熟人，没有关系、不认识熟人、或者没有接到会议通知，就根本进不去。填单子时还要有传达室先与里面的熟人、熟关系先通上电话，假如未得到许可，也还是不能进入。 　　权力机关的门岗重重、门禁森严，传达室的层层盘问，其结果，就是让大众、让老百姓、让人民根本没有进入的任何可能。近些年，所有权力机关的新建筑一概都是巍峨壮观，高高的台阶、雄伟的大门、富丽堂皇的大堂，让门禁更为森严，让老百姓更加畏惧，让人民更增添了距离感。今天的很多权力机关开辟了服务大楼、综合服务厅，使得人民与权力机关终于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管道，这是因为市场经济迫使人民必须在很多方面前往权力机关办理手续，而权力机关自己制订的各类程序也不能不面对大量涌来的人民。但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时代，老百姓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本单位、本街道、本居委会、本生产大队解决，是管理和管制，想与权力机关的联系，也必须经过本单位的领导层层上报，再一级级审批下来，根本谈不上服务。 　　老百姓，也就是人民，与上一级或上上级权力机关的唯一联系渠道就是上访。上访是在权力机关的侧门或后门开出的一个小门外排起长龙，或睡在地下或靠在墙边。里面接待上访的人可以搭理也可以不搭理，态度可以好也可以恶劣，多数上访都是批转回当地甚至上访人的单位，上访人等于白来一趟。极少数人有幸被选中，时来运转，才会得到处理，如果被最高级别的领导批示，那就是恩典了。如果上访影响了节日、庆典、重要会议，或是妨碍了“大好形势”，所有上访人都会被关押，被遣送回家，像孩子被家长领回那样被单位来人领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一遇北京有重要活动，进京买票住宿必须凭省级以上介绍信，旅馆和招待所清理所有进京人员，是隔三差五的重要措施。接待上访的那些景象，与为人民服务，无论如何都不沾边，可以说，上访的存在实际是各级权力机关为人民服务的缺失造成的。 　　下基层、走群众路线，决定权还是在权力机关和权力所有者手里，想下才下，想走才走，不想下不想走，人民和基层也奈何不得。而且，所有权力机关的门禁也令人不能不产生疑问：基层的人上来了，群众想进来，都拒之门外，被门岗隔断，被门禁阻挡，那下基层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其实，基层上来的人、想进入权力机关的民众，都是些真正有事情需要权力机关和权力人物加以解决的人们，接待他们，为他们办事，才属于服务；而下去则是考察、视察，和服务相距万里。 　　我经常在美国和欧洲旅游，有一次在里士满，赶上内急，和同伴们四下寻找厕所，终于遇见一位警察，他用手向附近的一座大楼一指，我们赶快跑了进去。等解决问题后出来，才发现楼里都是办公室，还有人在办公，可别说门岗，连个传达室都没有，一问才知道是政府机关。在瑞士伯尔尼街头闲逛，看到一座古老的建筑，进去见门口有服务台在工作，便问可否参观，回答，这是政府机关，但也是文物，如果你们想参观，我们也不能阻拦。在欧美很多国家旅游，城市里很少看到门岗，有些门岗还是摆设，议会、法院更是出入自由，随意参观。 　　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看人看社会看问题看事情，从说过什么、写过什么、提倡过什么，甚至从书法的美观入手，但做到过没有，做到了多少，有没有制度保证和体制保证，假如做不到又有哪些监督机制？却很少有人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