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为何好男风？

我只知道中国古代历史只有两个朝代是非常流行男风的：一个是我国的东晋时期，另一个是清末时期
明朝好男风 我们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尽管在起初提倡嫖娼，但对官员还是绝对禁止参与的。他曾发布诏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之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 到明宣宗以后，裁汰官妓，禁令更加严格，无论官员或读书士子，凡有宿娼的，或稍有邪行，轻则贬谪，重则加以褫革，永不录用。这就把官员逛妓院、嫖妓女的路子堵得死死的。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玩起了同性恋。明代的男风普遍到了什么程度呢？根据徐充的《暖姝由笔》记载：“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 也就说在此时，男性同性恋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都发生了改变 。 明朝好男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少学者对此都花气力做过研究探讨。其主要观点有三： 一是欲望发泄的逆向逆反作用。明代的意识形态完全建构在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儒家礼教上，官方甚至发动起禁欲运动。当禁欲运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士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发泄途径，而好男色不会导致生儿育女，扰乱宗族家庭秩序，于是男风又重新兴盛起来。 二是明人对房中术性养生的热衷。古代性学理论的核心是“采阴补阳”学说，认为异性之间性交时，男方如果控制射精，从而还精补脑，再加上从女性那里采集到的阴气，会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如果控制不住，则会耗损自己精神。而男子同性性交，却可以纵情肆意，因为所丧失的阳气会从对方体内的阳气中得到补偿。 三是士人行为的带头示范的影响。士人们作为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宽容了，而是男风又回复到魏晋之前，成为一个公众接受的常态。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存在，导致了好男风现象盛行。我们在明代的笔记小说中，往往可见士人们除了妻妾外，更在家中配有年少俊美的书童。他们将与妻妾的性生活称为“内交”，相对地，与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则称为“外交”。《五杂俎》曾总结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米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明代小说家天然痴叟在所著《石点头》中也对当时男风的总结到：独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将男作女一般样交欢淫乐，意乱心迷，岂非是件异事?说便是这般说，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若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人唤做“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漳州词讼，十件事倒有九件是为鸡奸事，可不是个大笑话? 对同性恋的看法，如今随着时代发展、观念更新，在当今社会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孰好孰坏，难以盖棺定论。就笔者看来，是不赞同的。毕竟它是一种心理畸形现象，不符合人伦道德；它是一种“性倒错”行为，不符合文化理念传统；它是一种变态欲望发泄，不符合人类发展进步方向，容易带来退化与堕落。 我们今天探讨明朝这种现象，不想论对错，仅是就事论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