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对当时的局势究竟起到了什么样...

北魏的汉化改革，为华夏文明的再次统一打下了基础
东晋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匈奴、鲜卑、羯、氐和羌这五个少数民族，趁西晋发生内乱之际，先后入主中原，建立起许多政权。到了南北朝初年，汉民已经宅居江南，出现刘宋与萧齐两个朝代；而北方地区，随着鲜卑族的崛起，其他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全部被消灭。由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南朝对峙。
北魏太武帝对汉民建立的刘宋政权颇为轻视，双方共进行了三次南北大战，都未能实现统一。由于敌视刘宋，所以太武帝对境内的汉民采用压迫的政策，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矛盾。到了冯太后之时，国家承平日久，鲜卑与汉民逐渐融合，这时候定都平城，歧视汉民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因此北魏开始推行汉化改革运动。
太和十四年，冯太皇太后驾崩，孝文帝得以亲政，北魏的汉化改革运动也就由此进入了高潮时期，为缓和鲜卑与汉民的矛盾，促进民族融合，实现再度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魏孝文帝改革标志着南北分裂之后，趋同的力量开始出现
一、改革的准备阶段。孝文帝通过恢复古礼，确定官制，崇尚儒学来推动汉化改革。
孝文帝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登基为帝，但他直到冯太皇太后驾崩后才开始亲政。他对太后皇太后的感情极深，一方面是出于留恋，另一方面是为了挟持群臣，迫使他们同意施行汉民的丧礼。因此，在将太皇太后安葬于永固陵之后，孝文帝依然不肯除去丧服、欲行三年之丧，这与鲜卑人的习俗相违背。
于是群臣急忙上疏劝阻孝文帝，却被他以至情难却由因顶了回来。他对群臣说：“朕仰惟恩重，不胜罔极之痛。思遵远古，终三年之礼。”这是要借冯太皇太后的丧事来变革旧俗，采用汉民的古礼。每当遇到群臣劝阻时，孝文帝就表现出悔哀过甚、米粒不进的样子，以此来胁迫群臣答应变更礼仪。
经过这场礼仪之争，刚继位的孝文帝树立起了“孝”的形象，并且能够胁迫百官顺从自己的意愿，变革旧俗，为推动汉化改革打下了基础。除了“孝”之外，孝文帝又重视“文”的建设。他认为鲜卑人在马背上打下了天下，只懂武功而不讲文治，所以发展落后。而要重视文治，就得加强官制的建设。北魏从建立以后，从未有官禄之制，许多官员都过得很穷苦。像高允这样的大臣，也只是拥有草屋数间的家产而已。官员如果没有恒产，那也便无恒心，而且容易滋生腐败。故而，在孝文帝当政初年，才正式下诏，要求“置官班禄”，不准百官从事经商，他们的一切收入皆由国家财政负担。这使北魏的官僚制度走向了正规化。
要施行文治，就得尊崇儒学，重用儒生。孝文帝继位后，立即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兴建学堂。在皇家宗室里还设有“皇宗学”，邀请名儒来给皇家子弟讲授古代的礼乐制度。孝文帝对儒学很感兴趣，经常亲临“皇宗学”，向博士们咨询经义，访问治道。
这样，在迁都洛阳，变更法制、移风易俗之前，孝文帝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从礼仪入手，重新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从官禄入手，建立起一支文官队伍；从教育入手，培养新一代学人，变更人们的价值观念。为大规模的汉化改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孝文帝亲政之初，就已在酝酿汉化改革
二、改革的高潮阶段。孝文帝力排众议，以南征为借口，胁迫群臣同意迁都洛阳，正式入主中原。
北魏建国之初，以武功为主，所以都城的位置也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考量。在明元帝的时候，有人就曾建议离开平城，迁都于邺。但大臣崔浩却说：“此乃非计也”，他认为北魏把首都定在平城，可以威制四夷。因为平城位于北方，如果汉民聚集的地方有叛变，鲜卑族的骑兵就可以横冲直下，立即平定。而如果把都城定到河南的邺地，那里鲜卑人稀少，到处都是汉民，而且会有水土不服之患，对于北魏立国无益。
孝文帝则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北魏既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么就不能制造鲜卑与汉民的对立，而是要通过汉化来加强民族融合。鲜卑族的风俗对于汉民来说太过于野蛮落后了，而且国家建立已届百年，兵力强盛而百姓愁苦，这是只修重武功、不兴文治的恶果。要想确立北魏的正统地位，就应当迁都洛阳，入主中原。不能再像之前的石赵、慕容燕和姚秦那样，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胡人的政权。
因此，在太和十五年，孝文帝正式下诏，否定十六国的正统地位，认为北魏不是承续了十六国的国统，而是继承晋朝为水德，表露出即将要入主中原的意向。两年之后，孝文帝看着六月雨雪、风沙常起的平城，正式下了迁都洛阳的决心。他担心群臣不同意，便假装下令说要南征萧齐。不料任城王拓跋澄却认为此时出师不吉，不该轻举妄动。孝文帝本想独断专行，不用管群臣的意见，因此说：“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谁知拓跋澄寸步不让，反驳说：“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
孝文帝这才醒悟，要想推动改革，单靠自己不行，还需要得到拓跋澄这样有名望的大臣来支持。所以他私下召见拓跋澄，坦诚相告，并取得了后者的认可，成功以出师为名，胁迫百官离开平城，迁往河南。大军渡过黄河，来到洛阳之后，不朽遇到了连日暴雨。百官苦不堪言，便劝阻孝文帝不要南征，孝文帝就以定都洛阳为条件，权衡之下，百官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孝文帝借助要掀开房顶的恐吓之辞，成功让保守的鲜卑人同意要打开一扇窗的要求，汉化改革顺利进行。
在胁迫群臣答应迁都之后，孝文帝便在洛阳营建宫室，命拓跋澄到平城去将百官的家室子女全部迁徙过来。这次迁都举措，大大推动了汉化的进程，为后来变更胡服、修改胡姓、以华风而化胡俗提供了保障，使保守派再也无力反对汉化改革。
北魏迁都洛阳
三、改革的成熟阶段。孝文帝变更北语，革除衣服旧制，改变国姓，将北魏打造成一个隶属于华夏文明的国家。
在汉化改革之前，北魏即使军事实力强大，也依然是一个蛮夷之国，就像匈奴一样，不被汉民所认可。孝文帝鉴于五胡兴衰得失，知道“自古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原因就在于未取得汉民之心。石赵、苻秦与慕容燕都先后据有中原，但他们施行的都是分裂政策，没有取得汉民的支持，所以兴起不到百年便相继亡灭。要想走出“胡运不过百年”的宿命，就得变胡为汉，施行汉化改革。
北魏建立于398年，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的493年时，百年即将届满。为了冲破魔咒，定都洛阳后，孝文帝再度大举改革。次年，他正式下诏禁止国中士民穿着胡人的服饰。这让许多人很不高兴，为了安抚民心，便下诏从平城迁过来的人，一律免除三年租赋。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召集群臣，宣布从今以后一律禁止官员使用北语，全部改用正音。年龄超过三十岁的，因习性已久，可以慢慢改变；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如果在诏令发布之后，依然使用北语，那么将要受到降黜及免官的处分。之后，北魏又改用长尺与大斗，一遵《汉志》；又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继续推行汉化教育。
二十年，孝文帝再次下诏，宣布皇室正式改姓为元，不再以拓跋为姓，诸功臣皆应响应改姓的要求。此时，恰巧皇太子因不满河南苦热，密谋逃回平城。孝文帝知道后，决定杀鸡儆猴，废太子为庶人，反对派见此再也不敢吭声。
二十一年，北魏南征，连下南阳、新野、南乡诸地，恰逢齐高宗驾崩，而孝文帝也身染重病，只得还军；二十三年，孝文帝病危，然而念不念不忘改革的进展，他招任城王拓跋澄到自己的病榻之前，询问道：“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不久便驾崩，年仅三十二岁。
结语：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评价。这场汉化改革运动，消除了南北朝在文化方面的隔阂，为华夏的再度统一打下了社会基础。
孝文帝死后其庙号为“高祖”，古人云“祖有功而宗有德”，可见在北魏后世君臣看来，孝武帝具有着很大的功勋。他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摆脱了“胡运不过百年”的宿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运超过百年的胡人政权。但是，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曾在钟离之战中惨败于萧梁；宣武帝之后又是孝明帝，发生六镇之乱，尔朱氏趁机崛起，不久北魏便陷入东西分裂，名存而实亡的境地。因此，也有人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导致北魏丢弃了赖于崛起的彪悍风俗，文治兴起使武事渐弛，国家遂陷入衰亡。
对于孝文帝改革的意义，我们不是站在一姓之兴衰的角度来评价，不是要为拓跋氏进行凭悼。而是要立足于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之中，这场汉化改革转变了五胡乱华之后，南北分裂、渐行渐远的局面，通过鲜卑人汉化，消除了南北之间的隔阂。在经历百年丧乱之后，北方逐渐摆脱胡人的野蛮风俗，通过民族融合的方式来重建华夏文明，恢复社会生产，为后世隋唐的统一打下了社会基础。
因此，北魏孝文帝改革在缓和鲜卑人与汉民间的矛盾，乃至于缩小南北朝的分化与对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历史上趋同的力量逐渐战胜分化的力量，在“合久必分”之后，重新走向“分久必合”。
经过战国的诸侯割据，秦始皇灭六国，成就一统天下。汉刘邦开创大汉王朝基业422年，到了汉代末期，军阀割据，三国并立，历史车轮滚入了分裂、动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战乱频仍，生命遭遇摧残的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崛起，“蛮夷入主中原”，非汉民族在中原纷纷建立政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交流，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饮食、服饰等生活习惯、习俗的融合，各族服饰之间的交融也是一种必然。由此带来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服饰变革。宋儒朱熹指出：“今之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国。”北魏前期落后的统治，引起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力求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冯太后和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北魏政权的创立者是鲜卑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年）“深慕汉文化，所以要变鲜卑俗为华风，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孝文帝认为鲜卑族只有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太和十八年（494），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举国移风易俗，全面推行汉化政策，改革鲜卑旧俗，服饰自然不能例外，“诏禁士民禁胡服”（《资治通鉴・齐纪五》），改穿汉人服装，“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尤其是祭祀之服及朝会之服，几乎完全采用汉魏制度。禁说鲜卑族语言，改说汉语；禁用鲜卑姓氏，改用汉族姓氏，例如拓拔(皇族)改元姓，独孤改刘姓，丘穆棱改穆姓，步六孤改陆姓，贺赖改贺姓，贺楼改楼姓。《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马上打天下，马上得天下，但是管理国家，再以马上的方式，就行不通了。在与汉民族的交战、交流中，孝文帝发现了鲜卑民族的不足，强壮的鲜卑民族需要注入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来提升民族政权的力量，坐江山管国家。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是要用汉文化来改造鲜卑民族，让鲜卑民族脱胎换骨，强盛国家。孝文帝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这显现了孝文帝改革的勇气、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似乎与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相反，禁穿胡服，改穿汉人之服。孝文帝出身于戎狄，笼统讲就是出身于胡人，北魏是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的政权，统治者是戎狄，即胡人。禁穿胡服是为了汉化的需要，让北魏人民融入汉民族大家庭。赵武灵王改革改穿胡服，使汉人肢体解放，变得更加灵活，军队战斗力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视野开阔，超越自我，丰富汉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其目的与赵武灵王是一致的，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