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崇明岛上看一看

发布时间:2020-02-12    文章标签: 周嘉宁     浏览:283

李盼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十分钟到达武康大楼,门卫在半敞的小屋里看电视,警惕地探出身体问她要去哪里,得到确切的房间号之后才继续放行。大楼很旧,客用电梯保留着20世纪中期的半圆指针楼层指示。著名的邬达克的设计,不知道还剩下多少老住户。

她按照文清的指示,站在房间门口给她的助理打电话——“到时候我们的手机都会是震动状态,所以你可能需要在门口等一会儿。”——不过一个年轻女孩很快就来给她开了门。女孩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口罩,于是完全没有开口讲话便也显得理所当然。原本是门廊或者厨房的地方堆满了摄影设备、包和衣服。桌子上叠放着还没有拆开的饭盒和贴着标签的首饰。经纪人、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各种助理无声地忙碌着,占据了所有的空间。而再往里面,李盼暂时无法插足的前厅,被一小堵人墙隔开,能看到闪光灯一闪一灭,伴随着充电的嘀嘀声,反光板再把光线以或柔和或粗暴的方式投射回空间内部。里面放着摇摆的音乐,传来轻柔的说话声,给人一种强烈的错觉,那里或许有一个梦境。
李盼现在标价不菲,她的人物采访稿费是一块钱一个字,但她自两年前起便不再接稿。第一次郑重对某位编辑说出这个决定时,她重重松了口气,“不好意思,我现在不再写采访了”,之后也始终遵循。她解释说她对明星或者他人没有多大兴趣,而采访大多是不平等的,她并不擅长在短时间内激发共鸣。但是她做得不错,是因为她很早便发现,好坏的标准并不基于情感的交流,反而应该抛弃这种愿望,坚信交流的无用性。

当然,她知道文清不会认同她。文清和一些巨星成为朋友,有着日常的交往。或许和她如今的业内地位有关,但也因为她与身俱来的天真,这种天真在多年前显得鲁莽和愚蠢,随着时间推移却变成一种珍贵的品质。起初李盼惊讶于她的采访方式,她在某些时候表现得像“骨肉皮”(groupie),另外一些时候则毫无敬意。她对人和事件的评价标准混乱、任性、片面,并且毫不介意把自己的想像投射到采访对象身上。但是李盼喜欢和她一起工作。尤其是这几年,当李盼不再对任何形式的交流抱有希望以后,愈发喜欢文清对于一切事物理直气壮的介入。从根本上来说,文清其实从未在意过任何采访对象,因此她也能很快遗忘自己的热烈或者厌烦。而李盼的理智和冷静却完全是出于她的反面。她们一起工作时,文清随心所欲地在压抑的气场里开辟出一小片空林地,使得李盼可以自由地观看或者呼吸。

不过只有李盼自己知道,她从未有过兴致勃勃的念头。刚入行时她以为这是所有新手都会有的紧张和困惑,她还有漫长的时间可以修正。如今她清晰地认识到,她可能只是对万物怀有不可更改的厌倦。但是当文清说起灵的采访时,她还是答应了下来。文清补充说,“你看过卡波特写的马龙·白兰度吗?你可以像他那样写。”

并不是因为卡波特,不完全因为他,而是因为灵本身。李盼之前就知道灵,早在灵因为和A恋爱而声名大噪之前。当时灵刚刚到巴黎念书。最初可能是因为杨拍的一张照片(杨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摄影师,自20世纪90年代出道,拍摄过年轻时的张曼玉),在卢森堡公园里。灵站在一座雕塑旁边,穿着浅蓝色的衬衫和牛仔裤,骨骼舒展轻盈。

但是,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年轻人!周边的万物也和她一起洗去了颜色,如雕像般肃穆。她像一种森林晨雾中的巨型动物,未被命名,存活于想像之外。

接下来李盼关注了灵的所有社交媒体。她读太宰治(意料之中),谈论宇宙、圆、永恒(或许是一种假象,毕竟她的谈论都保留在词语层面),常去美术馆,最喜欢雕塑(但并不是说她对艺术就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当时她未满二十岁,是模特界的新星,法国人尤其喜欢她,在机场能看到她的大幅广告。和同时代的模特不同,她没有一目了然的特征,相反却有模糊一切边界的气质,仿佛以缺席的方式存在。

灵之前都在另外一段感情关系里。那位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男友是学校的高年级工科生,他的过分普通反倒令旁人对灵产生了某种认同或者赞许。灵对这段关系既没有掩饰也没有倾诉,他们共同出现在一些合影中,他的穿着和神情都透露出少年老成的郑重其事。当A出现以后,李盼才意识到之前那段关系的不对等在于,这位男友的在场过分确凿和清晰,甚至界定了灵的意义和可能性。以至于当灵删除相册中所有与之有关的照片时,他消失的姿态也具有物理性的不容置疑,没有人为此哀叹。
至于A,世界末日的男朋友。他没有来龙去脉,没有性格。如同闪电,或者突然的馈赠。他拍了两部电影,在一部派拉蒙的太空电影中作为唯一的亚洲面孔出现,演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男孩,完美无缺的脸和身体,半途在丛林中穿着毛衣死去,响起大卫·鲍伊的《太空怪人》,令人落泪。这种老派的方式值得赞赏,毕竟如今的大部分男明星只热衷于真人秀节目,流露出具有各种特征的情绪。然而情绪是种微妙的东西,李盼也不得不承认,吸引她的往往是一些更邋遢或者更粗鲁的人格,哪怕事实反复证明她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般配。而A唤起的,是一种曾经令人厌烦的对称、饱满和整洁,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已经结束的或者尚未开始的东西。

灵和A的恋情在小范围内引起爆炸,意外使得两个人的商业价值都得到提升。即便是再疯狂狭隘的粉丝也毫不吝啬地给予两个人美好的祝福,甚至维护。仿佛他们代表的是多么清澈的不可描述的物质,任谁都不忍心破坏。

采访被安排在拍摄之后,但是李盼照惯例提前过来,旁观他们的工作状态。最后一场,工作人员转移到了卧室,文清终于露面,带着李盼穿过前厅,到阳台上抽根烟。文清告诉她这间屋子的屋主回国去过圣诞了,临时租借给拍摄使用。她们感慨了一番房子的美,又谈论了一会儿工作,便沉默地透过窗户看着卧室。灵和A坐在床边,两个人都穿着运动衫,短发,他们几乎忘记了杨的镜头,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像两个男孩,身体却无法分开。旁观的工作人员没有交谈,却都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非常肃穆,令人动容。后来杨在挑选照片的时候说,人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感情,李盼并不认同,她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好运。

晚上九点半,李盼在旁边的酒吧里等来刚刚结束拍摄的灵和A。外面刮着黑暗深沉的风,他们的出现带有莹莹微光,却保持在某个恰好的振幅里。在未开口之前,他们甚至没有沾染到三维世界的质感。李盼再次感觉到那种肃穆,她意识到自己注视他们的时候,由于受到了情感的震荡,认真地思考着究竟要失去什么才能得到他/她,这种平静的欲望让气氛变得认真。她不得不做些什么,才能使得接下来的交流成为可能。

于是她先讲了一小段故事,当她看到他们的时候便想起一位同性恋朋友写的回忆,说夏天去喜欢的男孩家里过夜,在老式弄堂里。他坐在马桶上大便的时候,男孩进来洗澡,他们隔着帘子聊天。但是他觉得很不自在,也没有办法真的大便。后来他们都洗完澡,他便穿上男孩的T恤和短裤,去外面逛逛,勾肩搭背地走在夏天的夜晚。真美啊。像两个男孩一样谈恋爱。

这是一个符合气氛的故事,书面表述的时候透露着哀伤,但口述时只要稍稍转换几个词语的语调,又变得轻松起来,甚至像是赞美。她或许有些讨好灵,认为灵会对这样的情绪感兴趣,而其实她也并不清楚自己想要暗示的是什么,显然他们都有些茫然,却出于礼貌对上海的老式弄堂表示出兴趣。于是李盼接下来顺理成章地说起旁边的武康大厦,又问起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是在伦敦,一次活动之后的派对上。是我先看到她的,立刻和朋友打听她是谁,这个女孩太美了!朋友说她是位作家,那我肯定没戏了。第二次见面是我们走同一个秀,排队的时候她在我后面,我就转身问她是不是中国人。但是也没有再讲话,她可能不认识我。走的时候在门口遇见,隔着一条马路我朝她招手,她应该是看见了。”

“哦,我当然认识他!在去派对之前得知A也会出现,我的好几个朋友都疯了,她们都叫他男朋友。第二次见面他问我要了电话号码。我们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见面,在此之前我们发了一个月的短信。”

说完这些以后肃穆已经被完全打破,几乎是毁坏性的。采访总是极端残忍,因为它势必在一种惯例中进行,目的是把眼前的对象拉回人们熟悉的日常维度,读者更愿意阅读情理之中的叛逆,点缀一些温情和一些沉重,哦,如果那些复读式的玩意儿也能被称为沉重的话,人们可能需要大量的沉重。
于是接下来他们聊了聊异地恋、未来打算、社交网络、家庭干涉(看起来灵的父母对这段关系并不满意)、乐队、更新的日本动画剧集、青春的烦恼。A出去抽了两趟烟,这几乎是一天里他们唯一分开的时刻。他们都没有喝酒,但是像真正的年轻人一样,大口吃了很多食物。李盼很清楚应该强调哪些细节,在哪里截断,在哪里铺垫,她甚至详细记录了他们吃的食物。她喜欢名词和适当的罗列,然而那些被破坏之前的东西是无法沟通和记录的,被具象以后依然顽固存在的抽象物质。

采访结束以后,灵和A的朋友在火锅店等他们,麻辣锅底,新鲜鸭血,刚刚炸好的酥肉。工作了一天以后和朋友们一起吃火锅,确实,此刻任谁都想不出比这更值得期待的事了。

对于李盼来说这将是一篇失望的文章,和她之前其他的文章一样,提供了一些旁人不知道的细节,补充了他们边界之内的想像。而那些重要的部分呢,比如说他们定义的是美或者年轻本身。因为这些模糊到无法书写的部分,她回到家里也无法立刻休息,感觉到了震慑和久违的迷惘。

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李盼在回家路上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老朋友非常礼貌地问候了她,说起他们过去常常光顾的居酒屋,他竟然回到了上海。他们曾经是经常往来的朋友,几乎每个月都有两三次喝到凌晨,携手走在四季分明的马路上。那是十年前,却感觉时间过去了很久,像是足足有二十年,或者更多。当时老朋友去了云南的山里,往返几次,便再也没有音讯。中间曾经给她手写过一次信件,说起他在山里的生活和他的师傅,没有强调安静或者自由,至少没有在信里提及。随信附上的是他写的诗或者像诗一样的片段,疯狂累叠,所以他给她留下的最后印象是语无伦次和痴癫。之后她也从文清那里得知,这位老朋友在山里被大麻搞坏了脑子。

老朋友的声音再次出现在电话里变得非常陌生,他向她抱怨说那间居酒屋的老板不再进麒麟的生啤了,而他非常不喜欢朝日。他们过去喝的都是麒麟生啤吗?光顾过那么多次,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件小事。然后老朋友试探地问她要不要干脆现在一起喝一杯呢?他的语气里有种奇怪的言下之意,让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然后他在停顿间留下一串尴尬的“哈哈哈”,之后便是长久的无法弥补的沉默。可能是因为他说话的方式,也可能因为李盼本身不喜欢叙旧,她几乎感觉到了冒犯。

挂了电话以后,她却想起来,她曾经对他怀有深重的感情,她和当时的男友、文清,以及这位老朋友一起,度过了很多年轻且美好的时光。然后她又想起一个冬天,上海突然降温,他们其他三个人结伴去老朋友家里找他,他住在打浦桥附近,他们敲开他的门,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他在房间里没有找到秋裤,便套了两条牛仔裤。然后他们出门走一段路,去杂志社楼下吃盒饭。所有的人都很瘦,吃得很多,睡得很少。

他们在同一间杂志社上班,分属不同的部门,当时杂志刚刚创刊,每周末有一百页的特刊。他们想做一篇关于崇明岛的文章,为什么突然对崇明岛感兴趣,领导又怎么会同意,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但是结果没有人真的去过崇明岛,那一个星期他们照旧在傍晚醒来,兴致勃勃地去上班,然后分头杜撰了一篇几乎没有根据的文章,一万字。他们说到了短暂停留的候鸟,尚未造好的跨海大桥,夜间的银河,荒废的公园,既浪漫又深情。

回到家里李盼试图工作了一会儿,但是面对打开的文档,不明所以的困惑变得更加强烈,她不得不给文清打了一个电话。

“你后来去过崇明岛吗?”
“崇明岛,去崇明岛做什么?”
“没有什么,就是想起来我们很早以前写过一篇崇明岛的文章。”
“想起那些干嘛。我后来也没有去过崇明岛。”
然后李盼和文清聊起了那位老朋友。
“他也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有啊,但是他两年前就回来了,他没有找过你吗?”
“没有。你怎么不告诉我。”
“他卖茶叶发了一笔财,然后又来问我借钱买一辆可笑的跑车。”
“哦。这样啊。”
“我的意思不是说那辆车可笑,但是你能想像他坐在那辆车里吗?他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中年危机最严重的了,年轻女孩都觉得他是个失败者。”
“可能只有我们才会觉得他是失败者,年轻女孩知道什么叫失败吗?”
“现在的年轻女孩可能知道的吧。我想。”

第二天,灵和A都离开了上海。他们先去了希腊,在海边为另外一本杂志拍摄封面,灵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A的照片,他的身后是一个球场,灵写了一句话——“少字当头”——后来被李盼用作了文章的标题。之后他们经历了短暂的分离,灵在伦敦时装周走完二十一场秀,是那年香奈尔秀场上唯一的亚洲模特。A回到哈尔滨,完成了一部电影的收尾工作,导演是李盼的一位几乎同年的朋友,私底下她认为他是国内最好的导演,多年来他始终想把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搬上银幕,可能也只是说说,但是他这次确实写出了很好的剧本,A演一个重要的配角,男主角是陆。陆因为这部电影在欧洲得了重要的奖,但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李盼写完文章以后发现,她不知不觉使用了太多“年轻人”,几乎以强调的语气,终于在自己和年轻之间划出一道线。

两年以后,文清的杂志因为运营状况不良宣布闭刊。在此之前,媒体集团老板在酒店套房爆出性丑闻。从流出来的照片看,他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在李盼看来并没有不安或者猥琐,却有种迷惘混合着吃惊的神情,甚至是天真的,给人留下了一些额外的印象。朋友们纷纷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其实这中间大部分人在此之前便已经退出,或消失远离,或投入便捷的新兴行业。联络人变成了一些年轻的新面孔,既礼貌又傲慢。他们多半野心勃勃,却陈词滥调,认为自己错过了新鲜散漫的世纪初,生长于一个坏的时代,便理所当然对一切心怀不满。

李盼和文清约在很久没有光顾过的居酒屋见面,十年过去了,这间居酒屋没有倒闭,没有搬迁,没有扩建,把时间变成了一截固体。热情朗朗的小刘也还在,为她们保留了靠近料理台的位置,她们喜欢隔着玻璃看里面的师傅操作食物,还有叠在一起的生啤罐。那位老朋友说得对,啤酒确实变得不那么好喝。李盼问老板为什么不再进麒麟的生啤了,老板说这就是麒麟的生啤,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换菜单。不管怎么说,她们喝完了手边的啤酒,换成了威士忌兑苏打水。生意不好,不到晚上九点,只剩下寥寥的两桌客人。食物嘛,没有变得不好吃,但是除了临近冬天的季节菜单,也没有再新添什么。

“不知道你听说没有,灵和A分手了。”
“没有啊,什么时候的事情。”
“可能是半年前吧。他们没有对外宣布过,但是各自删除了一部分照片。不是全部,保留了一部分,心细的粉丝对他们提出过疑问,他们都没有回应,后来也都没有再更新过任何社交媒体。意外吗?”
“没有。我当时做完采访以后就想过,他们在一起,或者分开,都好像是不对的。无解。但是现在一旦有了结果,不论是哪一种结果又都感觉非常正确。像是松了一口气,好像连带着世界的秩序也恢复了稳定。”
“上个星期灵发了一封邮件给我,说她和经纪公司的续约已经到期,未来两年个人计划希望以学业为重,不再续约。怎么说呢,分手以后她显得更开心了一些。”
“你自己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我会拿到一大笔补偿金,所以暂时也不打算干嘛。你还记得吗,三年前我们杂志拍了一个贺岁视频,花了很长时间排练,最后拉了一个七分钟的长镜头。十几年前刚刚创刊的时候每个人都自由自在,没有规则,正年轻,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像一个部落。但其实三年前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感觉自己获得了知识,却还有足够的空间,没有边界,自信满满,又不是盲目的野心勃勃,感觉自己站在山上,巨大的山,面对的是一片辽阔的风景。”
“是啊,谁能想到呢,末日风景!”
“哈哈哈,是啊,谁能想到,竟然成为了见证衰落的一群人。那个长镜头,在镜头里面的每个人都以为我们很快就要站在最高处,同时又觉得序幕刚刚被拉开,妈呀,真是高烧一样的幻觉,现在想起来我都要哭了。”
“唉。”
“唉,唉。我前几天处理办公室里十几年前的杂志,翻出来崇明岛的那期。”
“哈哈哈,崇明岛那期我也留着。据说顶楼马戏团要解散了,因为刚刚想起他们唱过崇明岛啊。我们为什么说起了伤感的话题。”
“所以朋友侬覅怕,就算有一天阿拉真的一无所有,阿拉还可以去崇明。侬看我就一点也不怕,就算我真的一无所有,我还可以去崇明——啊,陆晨真老卵啊。顶楼马戏团为什么要解散啊。”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唉唉唉唉唉。”
“所以朋友侬覅怕。”

她们又要了更多威士忌和更多苏打水,小刘随后悄悄送来一碟煮毛豆和一碟烤银杏。

文清从包里掏出一本杂志,最后一期,刚刚出刊,刊首语却已经在网络上被反复转发,歌颂了天真的意义,过分的强调却令人感觉不适。封面是电影演员陆,他担任主演的电影《山的背面》刚刚在欧洲重要的电影节上得了最佳电影和最佳男主角(便是前面提到的那部A回到哈尔滨参与完成的电影)。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陆没有拍过电影,却参与了好几部话剧的演出。事后大家才纷纷称赞起导演的选择,因为导演把A放在了配角的位置,却再次挖出了陆。一个逆流而审慎的决定。

她曾经和那位老朋友一起看过一部陆的话剧,在一段独白之后猝不及防地流了泪。对《山的背面》来说,陆是最合适的演员,反过来却未必成立。李盼后来私底下把这个想法透露给了陆,他显得有些高兴,但并未多做回答。

但不管怎么说,李盼喜欢这部电影。它不那么好笑,不那么荒诞,也不那么悲伤。很美,却又不娴熟。每处都欠缺一些,却就是如此,尴尬到了迷人的地步。她错过了电影院的上映时间,非常后悔,之后看完碟片,她坐了很久,感觉人生更漫长,也更无聊。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盼再次打破了自己的规则,接下了陆的采访。这个采访长达三天,是陆获奖以后接受的唯一一个专访。

当时陆刚刚从电影节回来,中途他和朋友在葡萄牙待了一段时间,但是获奖的消息已经在国内轰动,他不得不提前结束假期。公司安排他住在半岛酒店,李盼住在他隔壁,第二天要在这里为他召开庆功宴。他们并没有进行很多交谈,李盼陪他参与了所有群访,他显得有些傲慢和尖锐,但也有可能是疲惫造成的。他对大部分记者的发问感觉困惑,询问李盼,她是否也和他们一样只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感兴趣。等到一天将近结束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对厌倦放弃抵抗,常常在与他人交谈中转过头询问李盼的意见,或者让她代替回答。他们之间因此而形成了一道微妙的阵线,这种暂时的关系几乎是信任。

李盼没有使用录音笔,并且忽略了大部分群访中的交谈,只记录了一条——陆在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插入的一段叙述。那是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场饭局,参与者有两位编剧,一位导演,一位制片人。他竭力回忆他们的交谈,喝掉的啤酒,营造出一种迷惘和压抑的气氛,如同话剧。

第二天白天,陆在房间没有露面,傍晚他却从江边回来。庆功宴之前他在房间里换衣服,工作人员在他周围忙碌,吹风机的嗡嗡声反倒带来一些平静。李盼和陆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大部分关于陆的青年时代,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他在电影学院念书。此刻在房间外面,有他的同事,周末足球队的队员,和很多年轻时候的朋友,正如所有浩大的节日开场之前,弥漫着惆怅和紧张。陆系完领带,又松开,然后转头问李盼,“这条领带会不会太嚣张。”

李盼的采访文章以这句话作为开始,然后她详细描写了这场宴会,每个人的情绪、交谈和欢呼。陆不断被带到不同的桌子上,大家像在一场梦中。直到最后陆坐回到李盼的身边,突然倒头睡了过去。文章至此结束。没有任何议论、旁白、多余的场景描写。现在李盼已经明白,既然写不成卡波特,便只做一个叙述者。

文清没有立刻刊发这篇文章,电影获奖的风头很快就过去,人们开始谈论其他事情,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着手。李盼没有和她讨论过这件事情,事后想起来,却觉得当时的文清大概也有着某种预感,等待着什么最好的时间,却连她自己都不清楚。

“当时我可能爱上了陆。我从来没有和你谈论过这件事情。”
“什么?陆啊。我们是很少说这些事情,但是,是陆啊。”
“不过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你记得文章的结尾吗,他坐在我旁边。在那场宴会上,我属于和他关系最疏远的那群人。然后他睡着了。但是我觉得在此之前我们之间就有了一些联结。然而,那天可能是我十年来最糟糕的一个夜晚。我回到酒店,非常焦虑和恐慌,仿佛回到不安的二字头年纪。我想过他会来找我的可能性,他知道我的房间号码,之前又和我确认过两次。我非常肯定他是在故意强调这件事情。”
“快说下去!”
“都是表演。”
“什么表演?”
“他是个演员啊,表演是他的本职。第三天是全天的外拍,我真实地看到了他和镜头的关系,唉,他是个天才,他真的非常善于在他人心里唤起什么脆弱的东西。但是我也意识到,我对他来说无非也是镜头般的存在。是映照,是反射,和我本身完全没有关系。他的全部举动都是某种表演,连带那份让我非常珍惜和感动的信任。但是我依然很困惑啊,他意识到自己是在表演吗,他意识到自己给予我的错觉吗?当我清晰地反省起这种错觉时,我非常讨厌自己。”
“但是你的文章很温柔啊,我没有和你讲过,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几乎舍不得和你谈论。你的句子既模糊又准确,还有一种非常难得的隔绝情绪。”
“他是一个太好的演员了。他唤醒的不是大面积的宣泄,而是流动在细微缝隙间的物质。”
“我早该想到啊,这么多年以后,你还是喜欢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格格不入,却最终以某种姿态不着痕迹地嵌入其中。”

这个夜晚她们各自喝完第五杯威士忌,走出居酒屋的时候,空气干净,天色好看。文清搂过李盼的肩膀大声说,“这真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深蓝色。”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感谢谁。”

新年到来前,李盼和朋友们去看了顶楼马戏团的演出。解散的传闻被确定是假的,但其实在之后的一年,他们真的解散了,同时有一个大型媒体集团宣布倒闭。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李盼并不知道,她和朋友们吃了火锅,喝了啤酒,来到新建成的演出中心。很多年轻人在门口排队,但或许也不是那么年轻。她见到了几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大家也谈不上有多大的变化。她原本以为会在这里见到那位老朋友,其实并没有。

暖场乐队叫汤姆上校,新乐队。李盼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说过唉。是不是大卫·鲍伊在《太空怪人》里呼叫的汤姆上校啊。”这样说着,她在舞台上看见了灵。将近三年的时间,她自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却一时间无法明确描述。可能因为李盼还处于某种震惊中,在她的惯性思维中,灵理所当然和大部分曾经闪光的年轻人一样,分手,事业终结,销声匿迹。或者她也想过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复合,谈其他恋爱。

灵在舞台上调整麦克风的位置,与键盘手和吉他手用小小的手势交流,她的从容和冷静,几乎让旁观者完全忽略了她的美。而刚开始,李盼甚至还有些担心,她希望灵不要唱民谣,她受够了被强调的诗意,或者被当成疏离的卖弄。

但是,天哪。

第一段音乐响起时,躁动的人群安静下来,听觉带给身体的想像,如同波光粼粼的水面不断震颤出的幻影。接着传来灵的歌声。她的浪漫里夹杂着恰到好处的讥讽和俏皮,却在几个转折后形成一个小宇宙,仿佛带领众人来到林间空地,被树林深处的大风包围。

“太好听了。”身边的朋友隔了很久才说。

“是啊,太好听了,想要喝醉了以后在空旷的地方听她唱歌。”

他们谁都没有能坚持到顶楼马戏团的演出结束,时间太久了,他们开始抱怨太累,啤酒也比较贵。慢慢的有人说不如去后台等他们下场,打个招呼,或者再去吃顿烧烤。李盼随着大家往后台走,音乐声被遮蔽以后,贝斯还在震动她的心脏。灵从走廊里迎面走来,她的头发长长了,背着书包,朋友们却都停下来,直直地看着她,无法动弹。李盼思索着什么与美无关的事情,突然意识到,唉,从来没有见过灵在人群中。

后来没有人去吃烧烤,朋友们在路口散开。李盼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来今晚没有听到崇明岛的歌。十几年前,当时也在杂志社工作的男友终于决定去英国念书,分开以后,那位老朋友邀请李盼和他一起去崇明岛游泳(他们的文章里就是这样写的)。他们穿着泳衣,又在泳衣外面穿了牛仔裤和T恤,照着那篇杜撰文章的路线。傍晚出发,坐了很久的公交车,又坐了很久的渡轮,真的到了崇明岛。那班渡轮停错了地方,也可能是他们坐错了渡轮,下来以后是无尽的防洪堤。夜晚,确实看得见银河,也有虫鸣。他们脱掉了牛仔裤和T恤,各自穿着泳衣,走过长长的一段路,真开心,真自由。他们希望以后都能这样走。

(封面图来自摄影师Jami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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