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老王

一

我现在上班的地方在昌平郊区一个基地，三面环山，天气好的时候山石草木看得一清二楚。蓝天白云下群山一下子变得低矮，房屋村落更是渺小，人就是一粒微尘，在偌大的北京飘浮不定。

我有一个同事，是北京人，身材高大魁梧，下巴留着浓密乌黑的胡子。刚来的时候，觉得好玩，按说在这种单位，如此有“艺术”气息的装扮会显得格格不入。我说他长得像宋冬野，他问我，宋冬野是谁？我有点惊讶，说，就是唱《董小姐》的宋冬野啊。他说不知道。

我说，你应该去当个艺术家。他顿了顿，拿腔作势说，我们不就是艺术家吗？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仔细一想，谁说不是呢，我们是搞先进装备的艺术家。我自己也禁不住笑了笑。

恰巧我最近在看沈从文的文章，有一篇标题就叫《艺术家》，写的是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哑巴，会在墙上画画……于是我想起了我爸爸，老王。

老王不是艺术家，却有过一段艺术家生涯。那是一段隐蔽的生活状态，除了我，谁也不知道。我妈妈不知道，姐姐也不知道，甚至我爸爸他自己都忘了。

2001年，我读初三，爸爸突然被政府裁减了。当时，他在城镇建设办公室工作，已经49岁了。这对我们家庭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妈妈之前因为生育二胎，也就是我，被开除了公职，副镇长，在家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而爸爸被留党察看五年后，最后找关系，总算保住了一份公职工作，从供销社书记调到一个屁大的、闲得蛋疼的部门，城建办。

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坐在办公室看《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黄冈日报》，跷着二郎腿喝茶。镇上有建设，他就反剪着双手在一旁指挥工人挖沟渠、修路、栽树，大旱引水，发大水防洪，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

能保住这个轻松的工作，是因为爸爸年轻时自学了土木工程，考了一个成人大专文凭。他会画建筑工程图纸，我小学的教学楼就是他设计的。那时他呆在办公室，足不出户，每天拿着铅笔、板尺和橡皮在图纸上绘图。那种蓝色的图纸，各种尺子，大的小的，塑胶的，木板的，还有一块正方形的大平板。绘图室里那种神圣的气息让我无比着迷，发誓长大以后也要去学土木。

图纸一张又一张，有成形的，还有废弃的，杂乱地摆放在工作室里。爸爸就像一个专心钻研的科学家，构思、建造他伟大的蓝图。几天下来，留着深深的黑眼圈，胡子也没剃，一直到大功告成，像悟出天道、修炼成功的大师，一脸喜悦地出关，仿佛阴雨之后天放晴了。

现在他没有了工作，坐在家里帮妈妈看店，手上的烟一根接着一根。有时妈妈叫他去送货，他一撇头，把烟扔在地上，使劲踩了踩，粗声粗气地喊道：“小波，送一箱酒去财政局。”小波就是我，我能说什么，只得踩着三轮车去送货。

妈妈向他唠叨，我上高中的学费怎么办，他一言不发，反剪着双手出门去了。

后来他就不呆在家里，扛着鱼竿去钓鱼，去很远的水库或者鱼塘。早出晚归，回来就杀鱼，在门口弄，鱼肠鱼鳃各种鱼杂被鸡啄得到处都是，血水流淌。

至少每天都有鱼吃，妈妈也懒得说他了。

快开学了，有一天妈妈把我叫到一边，让我偷偷跟着爸爸，看他出去干了什么。

我远远地跟在爸爸后面，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风和日丽，能听见溪水的流动声，鸟语花香，让人惬意。爸爸根本没有觉察到我在后面，像是放出笼子的鸟儿，脚步轻快，哼着曲子，左转右拐，终于到了一个鱼塘边上。

他把折叠椅展开，放在地上，从包里拿出鱼饵鱼引网兜，戴着草帽，伸长鱼竿，坐好就开始钓鱼，眼睛专注地盯着浮标。我趴在附近的草地上，看着他反复地提起鱼竿，检查鱼饵，或者把鱼从鱼钩上卸下来，装进网兜。没有任何异样。

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使人发困，我不自觉地就睡着了。等一觉醒来，翻身一看，发现爸爸不见了。鱼竿架在地上，水面时而泛起一阵涟漪，天地空旷，让我有些恐慌。赶紧爬了起来，去找老王。

我四处看了看，发现鱼塘岸边有一个小屋子，红砖简陋地砌的，应该是看守鱼塘的人住的。于是我佝着身子，小跑着，鬼鬼祟祟地摸近，从窗户角往里看。

这一看，差点把我心脏吓得跳了出来。屋子里面有一张破旧的木床，铺着破旧的被单，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斜坐在床上，一只手撑在枕头上，一只手放在两大腿间，弓着小腿，像是刚刚起来，看着屋子里的前方。

女人的年纪大概在四十岁左右，身材健硕，皮肤白得刺眼，使整个房子也明亮了起来。乳房丰满，微微地下垂，小肚子有点凸起，肚脐却显得非常好看。让我震惊的是肚脐眼下面一片黑乎乎的毛发，像一片厥类爬在上面，似有无限的生命力。

我第一次见到成熟女人的裸体，视觉冲击让我眩晕。心脏跳动得不行，耳根子发热，呼吸沉重，但又不敢大声出气。我看到爸爸坐在床的对面，面前架着一个板子，板子上铺了一张白纸，他拿着以前做工程图的中华2B铅笔在上面画着什么，我在侧面无法看清。

他时而看看床上的女人，时而在板上作图，专心致志，那神情又回到了他以前设计教学楼时的状态。

我着实被女人的身体吸引了，睁大着双眼观看，那起伏的曲线使我着迷，以及胸前那沉甸之物和下身的乌黑。然而爸爸丝毫不为所动，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绘图世界里，精心建造着一具优美、浑然天成的肉体。

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农妇居然有如此耀眼的身体，在破旧的屋子里大放光彩，又被我爸爸画进了图纸里。那宁静庄严的气息深深刺进了我的心脏，使我莫名的震撼。

突然床上的女人微微一扭头，微微一笑，笑容如一朵莲花开放，一下子让我的心融化了。我担心她看见，悄悄缩回头，靠在墙根脚下，慢慢让颤动的身体恢复平静。

我又悄悄地退回爸爸钓鱼的地方，发现鱼线上的浮标被拉动着，于是顺手将它甩起，一条二十公分长的鲤鱼被我钓上岸，我将它从鱼钩上弄下来，扔进水里的网兜。又把鱼竿放回原来的位置，把手上的黏物擦了擦，沿着来时的路回家。

我没有告诉妈妈我看到的情景，我爱我爸爸，他是一个严肃的建筑设计师，也是一个内心追求着美好事物的艺术家。

我去市里上高中后，爸爸也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一个建筑公司的监理，经常和开发商、承包商吃饭喝酒，打牌玩乐。

二

刚来北京，我就去找以前在南京认识的朋友玩，他叫上了另外几个写诗的好友。我们坐在咖啡厅里喝拿铁、摩卡、卡布奇诺，我第一次喝这玩意，不敢贸然动口，得看他们怎么喝才学着抿一口，否则会被笑话土得掉渣、乡巴佬。

他们在谈论最近阅读的书籍，接着转到高更和一些画家身上，然后是电影、音乐，最后说起了几个诗人的复杂情史和圈子里的混乱。比如某大学教授，以修改作品的名义，和女学生上了床；某刊物编辑，一夜情后二十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来相认；某诗坛大佬同时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其中有90后，80后，70后……各种“八卦绯闻”令我匪夷所思，啧啧称奇。朋友嫌弃地看我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真没见过世面”。最后他们一致总结：我写诗这么多年，根本没有进入圈子。我捣蒜似的，赶紧点了点头。

有人提议去五道营胡同，那里有酒吧，可以看现场音乐。我们一人拿了一瓶啤酒，走在雍和宫的围墙下，颇有魏晋士人行散的风范。突然一阵狂风撩起来，泡沫纸屑到处飞舞，像是被一群怪兽驱赶，树枝呼呼地摇摆，人被推着往前走，同行的一个女诗人，头上青丝风里乱，不停地捋着。不一会儿，大雨倾盆而下，来不及找个地方躲雨，身上的衣服马上贴在了皮肤上。

终于到了五道营，找个馆子坐下。大家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卷着裤脚，和摸鱼归来一样。那个女诗人上身印出了黑色的bra，小巧而坚挺，腰身纤细，毫不在意众人偷偷瞄她。

我们又每人叫了一瓶啤酒，台上乐队一个换一个轮番登场，时而温柔，时而暴躁，男人甩着长发，女人扭动着身体，光线闪烁，似梦似幻，让我脑子眩晕。

临别时，女诗人已经口齿不清，步履恍惚。朋友一伙默契地指向一个叫“假行僧”的男诗人，让他送她回家，于是假行僧顺手搀扶起她。女诗人要和我拥抱作别，双手挂在我的脖子上，在我耳边说了几句话，带着酒精的芬芳——根本没有听清说了什么。

我和朋友往他家走，他告诉我，假行僧和那个女诗人的故事。假行僧诗写得好，还会画画，看过很多很多电影和书籍，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一缕山羊胡子，十足艺术家的范儿，女诗人非常崇拜他。其实，通过一个晚上的接触，我也很崇拜他，简直让我这种乡巴佬五体投地，我要是个女人，说不定也会被他的“艺术家”气息所吸引。

每次女诗人喝了点酒，就说要去假行僧的家里，可是艺术家只爱他的艺术，坚持要送她回家。在她楼下，女诗人又请求假行僧上去坐坐，都被他拒绝了，让女诗人备受折磨。大家也希望他们能成一对，每次都创造机会让他们独处，可爱情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外人不能强扭。

我躺在朋友狭窄的房间地上，周围堆满了书，墙上贴着萨特和加缪的黑白海报，我说要和他讲讲我爸爸老王的一件事。

升入高中，我要去市里上学。爸爸刚好找了一个建筑监理的工作，于是在学校边上租了一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间，月租三百。当时他的工资只有八百块钱，姐姐还在上大学，因此家里花销也挺大，妈妈就继续在镇上开着杂货店。我每个月要两百块钱生活费，平时在学校食堂吃，周末爸爸会做饭，给我改善一下伙食，日子过得比较拮据。

因为学习的压力，我平时表现沉闷，爸爸因为经济紧巴，也不爱说话，父子之间基本没有什么交流。早上出门，一天不见面，晚上我睡我的屋子，他在他的房间，生活显得很压抑。

不知从何时起，爸爸迷上了福利彩票。有一次，我在抽屉里看到一大摞彩票券，都是七星彩（我猜他不会玩其他的彩种），每张买了五注，十块钱，一周买三张，一个月至少十二张，投注就有一百多块钱，够我半个多月的伙食费。到底中了多少奖金，我也不知道，但从他的颜色和我的伙食改善上看，打水漂的多。

到我读高二下学期的春天，爸爸突然和颜悦色起来了。每天晚上都来我的房间看看，叮嘱我早点休息，不要学习太晚，周末的伙食也有鱼有肉，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父子之间就有了更多的交流。本来我以为是爸爸中了大奖，或许有五百万，那样我就可以不用上大学，去乡下种田养鱼了。

直到有一天，爸爸给我看一本杂志，《广济文学》，他告诉我上面有他的诗和一些素描。以前我只见过他画建筑工程图，没看到过别的“画作”，那次倒让我大开眼界了。他给杂志里很多文章做了插图，一看就知道是用铅笔画的，朴素干净，是爸爸的风格。多年后我看到哈尔滨医生韦尔乔的画作时，想起了当年的爸爸，都是一些简单的线条和涂墨，但都透露出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以至于我现在都为爸爸感到惋惜，他没有坚持走他的艺术家道路。

至于诗作，是一些古体五言绝句（平仄不分），读来也极其文雅，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南山樱花盛，闺女欲出门。牵马过长江，春风识故人。”“竹林山水间，缥缈一孤僧。轻舟傍浮云，空叹痴情翁。”“冬日何桥村，隐士做春梦。积雪独不舍，明月与寒风。”……爸爸还告诉我，我的名字“晓波”就是取自他年轻时写的一句诗“晓月入清溪，波心荡扁舟”。如果改成“大小”的“小”，我就是一个作家。

这时爸爸已经是五十出头的大龄中年人，可是自从他抛弃彩票，转向创作诗作和画作后，心态马上年轻了起来，像是一个青壮年，充满活力。每天看到我，脸上都挂着笑容，我的学习也在他的关心和鼓励下，稳步上升。然而这种推心置腹仅仅维持三个月，夏天到来的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这种融洽的现状。

那天晚上下自习，我爬上幽暗的楼梯，到了家门口，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女人歪着头，伸着腿，坐在楼道里，一身酒气，睡着了。我打开门，她也没有动静。进了屋，我告诉爸爸，门口有一个女人。爸爸脸色当时就变了，他赶紧拉开门，我尾随着。他顾不上我，来到女人身旁，蹲了下来，叫了一声“小红”，女人没有反应。于是爸爸拉着她的手，搭在自己肩膀上，把她扶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抬进屋里，我给他们让开道。爸爸把女人扶进自己的房间，放倒在床上，又把她的腿摆正。

我一直在边上看着，叫“小红”的女人看起来只有三十岁，成熟少妇的年纪，脸蛋绯红，像一个富士苹果，上身是一件吊带装，露出白皙的肩膀，下身穿着碎花长裙，优雅而有魅力且充满诱惑。

爸爸把女人整饬好，又在地上放了一个脸盆，以防止她吐得到处都是。以前他每次喝醉了，也是我和妈妈把他抬到床上，在旁边放一个搪瓷尿壶。

忙活完了，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把门带上，默默地走出来，在靠椅上呆坐着，像一尊木偶。我什么也没问，刷完牙洗脸洗脚，上了自己的床，关上灯，一直没睡着。后来我听见他小心翼翼地走进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沿，我向一边挪了挪，我们睡在了一张床上。我已经有十多年没和爸爸睡在一起了，小时候的记忆也不复存在，我只知道爸爸睡觉会打呼噜，只有妈妈不嫌弃。

黑暗中，我们背靠着背，又保持一点距离，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体温。我一弯脚就碰到他的腿，爸爸躲闪地缩了一下，于是我们就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好久不说话。终于我听到爸爸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小波。”我回应着他：“嗯。”我知道，他要和我说点什么了。

原来那个女人是爸爸老板的情妇，爸爸的老板是市建筑设计院的院长，也姓王。我记得我小学的教学楼上面就铭刻着他的名字，虽然整个图纸是爸爸完成的，施工也是爸爸监督的，但他只是一个小镇城镇建设办公室的小职员，根本没有资格在建筑物上冠名。

这个王院长自己开了一家建筑监理公司，爸爸被政府裁减后就来到他的公司上班。王院长还是市文联和作协的挂名副主席，也是他推荐爸爸给《广济文学》刊物撰稿和作画。

当爸爸稍有点“名气”，许多人慕名请他参加各种活动，喝酒喝茶，附庸风雅，这些县级乡镇文学活动如今在我看来非常可笑。可是爸爸当时居然吸引了这个女人，虽然爸爸竭力拒绝，甚至把她阻挡在门外，以防止自己犯错误（或者是为了说明什么），直到我回来。

我很高兴爸爸跟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觉得这种事真他妈美好。可爸爸又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你还不懂，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第二天我去上早自习，晚上回来女人已经不在了，床上空荡荡的，整洁平坦，仿佛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女人，一个叫“小红”的女人。爸爸告诉我，他把工作辞了，让我先不要跟妈妈说。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建筑公司的监理工作，工资也涨到了两千，这在当时的县级市里也算是中产阶级。爸爸不再给文学刊物写诗画画，我还偷偷去买了几本，再也没有在上面看到爸爸的“佳作”，心里失落了很久。

爸爸又去买彩票了，依然赌得不大，每期买五注，十块钱，一周三期，一个月一百五十元左右，这些钱也不再是他的负担了。可他至今没有中过五百万，我按部就班地上学，考大学，毕业工作。那次以后，我和爸爸就再也没有在同一张床上睡过，再也没有说过那么多真心话。

躺在朋友的席梦思上，我们背靠着背，中间隔了一点距离。我问他，女诗人在我耳边说了什么。

“她说，小心我爱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