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布尔什唯克是什么关系

希特勒最为人不齿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将1918/1919年革命斥为犹太人的罪恶。早在一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一场“犹太”革命。在《我的奋斗》中他写道，慕尼黑团预备营从战场回到家乡即落入了“士兵苏维埃”的手中。这些行径简直令他“作呕”。他早就看穿1919年4月建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其实是犹太人的政权。布洛克、费斯特和克肖基本上都持相同观点。可事实上，希特勒在德国军队在一战战场上放下武器时还不是反犹主义分子，他是之后在被革命浪潮席卷的慕尼黑成为反犹分子的吗？不仅是慕尼黑，当时全德范围内都兴起了反犹主义浪潮。究其原因，也许与战争末期物资紧张造成的饥寒交迫有关吧。困境中的人们都想找出始作俑者。而在历史上，犹太人一再成为为人民不幸埋单的人。随着战争的结束，反犹的情绪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很多人在当时也对此表达了忧虑。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说，“明的和暗的反犹主义……在以罕见的速度蔓延。”1919年成为普鲁士政府新闻官的社会民主党人汉斯・戈斯拉将其说成“反犹主义势如洪水”。德籍犹太人中央协会高级代表阿尔弗雷德・维纳尔在一篇题为《屠杀前夕？》的论文中写道，德国爆发了一股“巨大的反犹浪潮”。作为伦敦图书馆的创始人维纳尔还说，应该把散发在全德境内的数百万份反犹传单集结在一起，看看里面都是如何辱骂和诽谤犹太人的。犹太文学被无耻地篡改，宗教书籍也被耸人听闻地扭曲。他们说犹太人杀人祭神，还将犹太人“画成浪荡的动物并配以淫荡的羽毛”。很多犹太教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十一月革命让战后反犹主义情绪升级。耶路撒冷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反犹主义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潮。自打革命一开始，德国人就将这场革命看做和俄国革命有关联。尽管两者在最初的阶段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德国的革命刚开始本是一场反战起义，并非什么社会革命。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德国海军水手发动兵变，因为他们不想跟英国海军厮杀，做无谓的反抗。在海军领导层出面惩治起义水手并导致基尔港一名水兵死亡之后，海军士兵开始倒向号召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人民和平的阵营。海岸城市到处都成立了工兵苏维埃。顷刻之间军队和人民武装就都到了起义者的手中，要求皇帝退位，立刻结束战争，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谓实现公正的和平的前提条件。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开端让人不禁联想到俄国革命。俄国革命也是从水手开始，他们在圣彼得堡用奥罗拉坦克的炮弹发出了革命的信号。1918年11月一个最终以驱逐俄驻德国大使、中断德俄外交关系、关闭德国东部边境为结果的事件使得十一月革命的反对者坚信革命是来自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舶来品”。苏联驻柏林代办阿道夫・阿布拉哈莫维奇・约非是布尔什维克领袖里奥・D・托洛茨基的政治伙伴。他通过外交便利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斯巴达克联盟提供了大量的宣传品，甚至武器。除此之外他还给他的法律顾问――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议员奥斯卡・科恩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革命。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一战期间，德国政府为了能够使俄国陷入混乱，全力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革命的熊熊火焰很快又烧回了德国。列宁在1918年10月20日的党的会议上说：“我经常被指利用德国的资金赢得了革命。这一点我从未否认过。今天我要补充完这句话，那就是我们将用俄国的钱在德国也上演一场这样的革命……”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和其代办的角色曝了光。经过报纸大肆报道，希望看到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之间关联的人自然看得无比清楚。这次事件还暗示了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关系。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是犹太人。第一次公开怀疑两者之间关联的是中央党机关报《日耳曼》。这份报纸于11月中旬刊登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在波兰受到迫害的稿子并且提出疑问，这是否是源于“反对亚洲布尔什维主义的浪潮”？因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起来都是有着德国姓氏的犹太人……”紧接着文章又列举了一堆犹太革命者的名字，其中赫然写着列宁的名字叫“策德布罗姆”，尽管这位革命领袖根本不是犹太人。在此之后，《日耳曼》报总是会使用“犹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这样的字眼。右翼报纸如《德意志报》、《每日周报》和《德意志日报》自然也附和这样的观点。反犹分子恩斯特・格拉夫・促・雷文特洛指出，布尔什维克(除了列宁之外)和斯巴达克联盟都是犹太人领导的。这种揣度并非是德国特色，全世界都在传“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神话。事情的根源要追溯到沙皇帝国。在沙皇俄国，民族主义者和贵族阶层无所不在地宣传犹太人是煽动者和破坏者，给大众留下了这一刻板印象。这些偏见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是因为俄国古老的反犹太主义。这些偏见导致沙皇俄国的500万名犹太人只能生活在帝国西部和南部犹太人限制区内，比如立陶宛、波兰、乌克兰、沃伦、比萨拉比亚、加里西亚和黑海沿岸。为了转移生活窘困的人民的视线，沙皇俄国的政客们让犹太人变成了替罪羊。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多次针对犹太人的屠杀，都是圣彼得堡策划的。最后一个在位的沙皇是个偏执的反犹主义者，其犹太人政策比起其他统治者来说更加苛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被自由主义所影响，之后又受到社会主义党派的压力。很多犹太人幻想着能够和社会主义者结盟，从而实现解放自己的愿望。结果这又招致了新一轮的倾轧和屠杀。1903年的奇西瑙和戈梅利以及1905年的敖德萨都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殴打、虐待和谋杀。犹太难民因此涌向北美和中欧。沙皇政府将这一切解释为“爱国的***徒对犹太革命者的抗议和报复”。仇视犹太人的情绪从圣彼得堡向外蔓延，到处都充斥着反犹的宣传册和文字。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锡安长老会纪要》，说的是犹太共济会阴谋统治世界。在20世纪初，俄国东正教神学家瑟尔基・尼路斯将这本书以《渺小中的伟大》为题出版。1911年，这部作品又以《即将走近的反基督徒》为题出版。书中渲染的世界末日情绪使得沙皇俄国宗教界的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大家将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阴谋等同于恶势力和上帝的对抗。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这本小册子红遍全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犹宣传册。因为书中所谓犹太“长老”的乌托邦极权主义在俄国成为了现实。人们将布尔什维克的流血革命看成犹太人的工具，于是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断升级。这种印象越来越深刻，因为第一届俄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的四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以及苏克尼科夫)都具有犹太血统。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有一本讲述俄国犹太人历史的书，叫《两百年同行》，备受争议。在第2卷中他写道，一大批世俗化了的犹太青年在遭受了沙皇时期的压迫之后也毅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为了赢得犹太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列宁下令枪杀活跃的反犹分子。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组建政权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民族问题刑警队犹太事务部。不久之后这个部门就摇身变成了“犹太刑警队”。俄共八大会议准备成立“苏俄犹太共产主义联盟”。它将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索尔仁尼琴如是写道。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领导下的臭名昭著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里活跃着一批世俗化了的犹太青年，妄图颠覆一切。索尔仁尼琴提到了一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里。那是1919年4月18日召开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秘密纪要影印本。其中写道，“第三点，列奥・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明：在前线的契卡、前线和后方的执行委员会以及苏共中央里，立陶宛人和犹太人的比例非常高。相比之下，前线同志中犹太人的比例还不算很高。在红军当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沙文主义倾向。”鉴于这些文件的说服力，索尔仁尼琴相信“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有其真实的内核。不过此处这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神话实实在在地就如此在全世界传扬。西方国家出版了大量相关的书籍、小册子和报纸文章。伦敦《犹太人纪事报》在1919年4月报道，布尔什维克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都和犹太教的观点相同。这份犹太报纸的通讯员还写道，犹太人刻意撇清自己跟布尔什维克及其革命的关系，好像自己跟他们没有关系似的，这是不理智的。卡尔・马克思的话也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他说，必须把***国家尽可能地撞出“许多洞”。还有后来皈依了***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他称犹太人是“革命的导师”。俄国自由君主立宪派政治家阿里亚德娜・蒂尔科娃―威廉姆斯在她1919年出版的《从自由主义到布列斯特合约――俄国革命的第一年》一书中写道，布尔什维克干部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俄国人。“准确地说，很少的一部分人汲取的是俄国文化，代表的是俄国人民利益……一些人显然就是外国人。除此之外，布尔什维克也吸收了很多已经在国外生活了多年的移民，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之前从来都没有来过俄国，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是犹太人。”在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委员会和书记处”中都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往往将自己的犹太名字改成了俄语名字……但是这种伪装是骗不了人的。”阿里亚德娜・蒂尔科娃―威廉姆斯如此写道。很多专家实际上也是反犹分子，所以他们给出了许多数据证明布尔什维克“纯粹是犹太人”搞出来的。伦敦《早报》的驻俄国通讯员写道，545位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中有477位是犹太人。根据《老法兰西》杂志报道，703位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中有664位是犹太人；22人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中有18人为犹太人。《德宝独立报》将这个数字从18人更正为17人。美国汽车制造业先驱亨利・福特是狂热的反犹分子。一战之后他买下了《德宝独立报》，并且公开他的反犹倾向。福特还想说明，苏联政府所有委员会中“跟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部分，主要是国防和宣传部门，“供职的全是犹太人”。俄国出版人迪米特里・布拉绍夫认定：“这些人名、数据通过媒体的报道散布到全世界。所有人都相信了”，尽管这些内容中充斥的只是“谎言、胡扯和夸张”迪米特里・布拉绍夫：《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教：全新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受益者〉第3版》，16页，柏林，1923。。布拉绍夫认为，苏联领导层中的犹太人不超过10%。很少有人去验证这句话的真伪。而事实上，俄国500万名犹太人中绝大多数并不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刺杀契卡负责人乌里茨基和列宁的列奥尼德・卡内基色和芬妮・耶菲莫芙娜・卡普兰也是犹太人。不过这丝毫不会动摇前来清算的“犹太专员”以及“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在全世界都已深入人心的形象。这一形象到底有多普及？不论是各国皇室还是民主政府都被“一网打尽”。威廉二世在战争结束前说：“除了列宁之外，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都是犹太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5月曾说过，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领导的。一位终将成为国之翘楚的英国贵族曾在1920年2月出版的一期《星期日先驱画报》上写道：“现在这些原本在欧美大城市的地下人物出现了，扯住了俄国人的头发，扼住了俄国人的咽喉，成为了这个巨大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在苏联国家机器中犹太人的特权甚至更大。而恐怖行动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干的，有些甚至是犹太女人……”《星期日先驱画报》，1920-02-08。这个人就是英国的战争部长，后来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历史学家戈尔德・科能研究发现，就在西欧国家媒体大肆渲染“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德国人普遍将犹太教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来自美国的俄国专家理查德・派普斯认为这种混淆是俄国革命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之后，共产主义在德国也开始生根发芽。斯巴达克联盟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字中越来越多的出现犹太人。能言善辩的罗莎・卢森堡、保罗・李维以及其他一些德国革命的领袖都是犹太裔。这些事实正好符合并加深了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些激进的左翼人士表现得仿佛是“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受托人。在1918年12月中旬召开的全德工兵苏维埃大会上提出“所有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口号，拒绝召开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赞成的立宪国民议会。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继续通过街头暴力革命来达到目的。在人民海军师于1919年12月23日占领政府之后，斗争升级了。艾伯特认为有必要向正规军求助了。1918年、1919年交替之际，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斯巴达克联盟、部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左翼激进的党派共同组建了德国共产党。在德共的成立大会上，被禁止入境的卡尔・拉德克却作为列宁的特使出现，他的出现仿佛确认了德共是俄国革命的支流。而之后拉德克和李卜克内西的发言则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拉德克在他的发言中许诺，俄国无产阶级将和德国无产阶级并肩作战，共同和剥削阶级斗争。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向俄国政府表示感谢。他说：“俄国是德国革命的发祥地。只有我们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的时刻才会到来，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拉德克是犹太裔这一点恰恰又符合了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形象。1919年1月初出现了反对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总罢工，而德共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一事件在人们眼中到底和“犹太布尔什维克”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从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前进报》的主编弗里德里希・斯坦福自己就是个犹太人。报道中将斯巴达克联盟起义称为“布尔什维克起义”，而在点出幕后主脑姓名时，使用的都是他们的犹太名字，分别是“布劳恩施泰因(托洛茨基)、卢森堡和苏贝尔森(拉德克)”。犹太教是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一分子，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古斯塔夫・诺斯克是属于少数将这个观点表达出来的人之一。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到德国工人运动受到“东犹太的影响”。虽然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反犹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东犹太‘马克思主义者’拥有特别的禀赋，可以将社会主义变成教义，将老生常谈变成信仰。他们孵化出一门德国工人自始至终都没能理解的神秘科学”。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犹太教的混淆无疑是战后德国反犹情绪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功越大，“投放于犹太人身上的反共情绪”表现得就越强。而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共产党人所取得的客观胜利，而是人们主观上从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布尔什维克那里感受到的威胁。换句话说就是，这种不安和恐惧越强烈，反犹主义情绪就会越高涨。而这种关联是其他研究希特勒的人(从布洛克到克肖)都没有关注到的。克肖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好似一个梦魇，因为它为德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个发挥反民主、复仇主义以及仇犹情绪的借口。同样地，克肖不承认一战之后出现了由于反共导致的反犹主义情绪。他认为德国革命同俄国没有关联，因此也不存在由此导致战后德国反犹情绪高涨的可能。这种观点倒是和现下主流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将这个观点推至顶峰的是出版人塞巴斯提安・哈夫纳。他在《解读希特勒》中说，当时共和国政府里左翼人士比多数社会民主党要少。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将革命镇压了下去，左翼人士始终是在野党。同时成为在野党的还有一股极右的势力，最终终结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并将德国带入了灾难之中。在十一月革命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哈夫纳写就了《1918/1919德国革命》。他说：“社会民主党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编造了谎言。1918/1919年的革命不是像他们50年以来所宣传的那样：社会民主党“挽救”了德国，使之免遭“布尔什维克的涂炭”。事实上那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是来自俄国的舶来品。这一观点哈夫纳在写《解读希特勒》之前就说过，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瑟・罗森堡不谋而合。对于哈夫纳和其他持同一观点的人而言，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对魏玛共和国的结局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当然他们也就更不承认这一浪潮对欧洲国家(尤其是战败国)的无产阶级有强大的辐射力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中虽然大篇幅地叙述了当时的环境氛围，但是共产主义浪潮的作用和由此引发的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而实际上在十一月革命爆发之后，大多数德国人无论其政治立场为何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德国会追随俄国的道路吗？《日耳曼》报在1918年11月中道出了关键：“两股潮流席卷世界，相互角力。那就是民主和布尔什维主义――西方国家的自由理念和俄国的平等理念”。社会民主党政府对付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联盟“间谍”的决心十分坚定，手腕也很强硬。对于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来说，对抗共产主义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他们也毫不隐讳这一点。在1918年12月底爆发了内战之后，艾伯特倍感压力，他说：“要是同盟国当时占领了柏林就好了，就可以保护柏林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到底有多么害怕和恐慌。有人说社会民主党人背叛了革命，是纳粹帮凶。这无异于是强求社会民主党预见到俄国革命模式在德国终将失败，预见到当时还未出现的纳粹运动。哈夫纳认为艾伯特“在内心里是一个固守旧秩序的总督”，而诺斯克是“一个原始的暴力分子”。这些人其实都曾是爱国分子。历史学家哈根・舒尔策在他写的魏玛共和国史(其为一本关于魏玛共和国史的书，但书名并非叫魏玛共和国史。――编者注)中说，我们不应该谴责这些人，他们不是列宁，甚至也不是施泰因或者哈登伯格那样的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只不过是一党之领导，19世纪的代表。对于他们来说政治进步的前提是稳定的环境和理性的行为。”当我们现如今往回看的时候责备他们当时没能看出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区别，是不公平的。差别是存在的，比如罗莎・卢森堡曾提醒他们阵营的激进派，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很长的斗争史，而这一切在德国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有必要问：“哪条路是既可以启蒙民众又安全保险的？”但是从多数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极左势力毫无疑问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盟友或者工具。光是党的名称――德国共产党，就足以说明两者间的关系了，更何况他们还拒绝参加国民议会举行的大选，并且一再强调他们的党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一如党纲所写。再者，他们还攻击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是“资产阶级的党羽”，控诉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1919年德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并且得到“世界革命总指挥部”的指令，于是一切变得更加明朗。最终的破裂出现在1918年11月。谢德曼为了国家前途提议重建工人运动统一阵线，由斯巴达克联盟和多数社会民主党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一同成立人民代表议会，而斯巴达克联盟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粗暴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在柏林差不多又恢复了平静之后，艾伯特对民众说：“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和大城市的黑暗势力纠结在一起，妄图借助他国势力取得政权。只有人民才能给予政府以合法性，而人民永远不会自愿地把权力交于他们之手。”文中提到的他国势力毫无疑问指的就是俄国。因为《前进报》还转引了公告上的文字：“我们必须保护边界不受俄国武装暴力侵扰。俄国正向我们输出战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想以德国为战场，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布尔什维主义是和平的坟墓，是自由的坟墓，是社会主义的坟墓。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建设性的努力才能够将劳动人民从经济剥削的樊笼中解放出来。”。古斯塔夫・诺斯克在回忆录中依然相信共产主义当年是有可能夺取政权的。当时有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其中之一就是批判观察家、左翼自由主义者哈里・格拉夫・凯斯勒。1919年1月20日，在斯巴达克起义被镇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武装起来的反政府无产者差点就赢得了政权。”即使有再多的可能性，他们也不能赢得政权，因为多数社会民主党和陆军结成了同盟，拥有军队的支持。1919年1月19日举行了魏玛国民议会大选。之后社会民主党组建了一个占议会明显多数的中左政府。由此，社民党离实现议会民主的目标越来越近了。由于有俄国政权在背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能够感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生活在柏林的俄国出版人埃韦林・赫维奇在1919年初曾写道，大家普遍觉得“它(布尔什维克。――作者注)是股强大的洪流，至少是一种具有超常传染能力的思想，最终将无可避免地成为领导人类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早晚将湮没整个文明世界”。赫维奇认为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极左派于1919年3月初在柏林号召反政府总罢工。但这次行动被当局镇压了下去，并且导致德国共产党暂时被禁止活动。政府还试图解散不来梅和布劳恩施崴格的工兵苏维埃。1919年4月底，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革命火焰熊熊燃烧的巴伐利亚，于是那里的反犹主义情绪到达了一个高潮。在慕尼黑，革命之风席卷这个德国土地上第一个也是最长久的王国。希特勒自1918年11月底在这里的第二步兵团第Ⅰ预备营第7连服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埃斯纳使用策略，将武装游行变成了颠覆行动，逼宫成功。11月初，国王路德维希三世退位，离开帝国首都逃亡。1919年11月8日，这个来自施瓦宾格的犹太记者和工厂主公子被选为巴伐利亚自由邦总理。他在左翼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他立志要在巴伐利亚自由邦实现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瑟・罗森堡的话说――“建立在苏维埃之上的、有诱惑力的、成熟的民主”。“他不希望看到旧式议会，也不急于立刻社会主义化，并且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独裁。”于是这位自由邦总理就被夹在各派中间，备受攻击。无论是党内左派和共产党，还是希望实现议会民主的多数社会民主党都想讨伐他。在多数社会民主党看来，苏维埃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它是革命导致的无序的产物，一旦国民议会和其他的议会民主配套机构建立起来，它必然将不复存在。然而独立的诉求使得巴伐利亚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以至于埃斯纳根本无法从繁多且迥异的政治目标中理出头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