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的概念？

山药蛋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 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 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 基础。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 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流派。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 《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赖大嫂》、 《宋老大进城》等。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 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 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 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 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 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 的形象。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 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 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 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 方色彩。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 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之后，山 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 力。 浅谈“山药蛋”派 社会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做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理应五光十色，万紫千红，各具特色。因此，在文学艺术的花园里出观不同的流派，是规律性的令人可喜的繁盛景象；但是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多少年来，人们口不敢谈流派，作家们更不愿被人视为一流派，至于对流派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便更提不起来了。打倒“四人帮”，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精神光辉照耀下，文学艺术界为了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把文学流派的研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出观了使人欢欣鼓舞的局面。这个时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被称之为“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又受到全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视，在山西，讨论相当热烈，曾在《山西日报》上展开了一段群众性的讨论。这对进一步系统总结与发展这一流派，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这里我想就《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艺术特色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和前途谈一 些看法。 赵树理（1906―1970），人民艺术家，小说家。山西沁水人，出生于贫农家庭，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剥削，从小喜爱民间艺术。1925年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次年被捕入狱。出狱后当农村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农村。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抗战开始，他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区长、《黄河日报》副刊编辑、《中国人》副刊编辑等职。40年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的创作和发表，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49年全国解放后，致力于大众文艺的研究工作，主编《说说唱唱》和《曲艺》。他出席过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次文代会，第八次党代会，担任过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1955年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深刻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其他如《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灵泉洞》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并富于幽默感。赵树理为人民大众的创作道路，已在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领域内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马峰、西戎、孙谦、束为、胡正。赵树理的很多作品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学，成为世界文库的宝贵财产。1970年赵树理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年仅64岁。 “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 中国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即开始了文学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历程。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发展，到三十年代“左联”捉出了文学大众化的课题，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作家仍被隔离在工农革命生活圈外，大众化没有能给予实践的解决。抗日战争爆发，生活在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文学家纷纷奔到了抗日前线，他们和亿万工农兵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息息相通，生死与共。这样，便有可能完成革命与历史向文学提出的大众化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时期及时地总结了“五四”到“左联”以及苏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革命作家更为自觉地走大众化之路，写工农兵与为工农兵而创作。产生了歌剧《白毛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散文《荷花淀》，小说《高于大》、《种谷记》等等，继承与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并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当中，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直接取材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并以那新鲜的朴实的民族形式，活泼的生动的群众语言，健康，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描绘了全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生活与斗争风貌，创造了新的大众化的形式，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的热爱，也受到了中国著名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人衷心的赞扬。赵树理是时代的产儿，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代表，而被誉之为“人民作家”，自也属当然。有的同志说赵树理是一些领导人“吹”成作家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毫无根据。赵树理的出观，为太行根据地的一些土生土长的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具体指出了创作的道路：不少人就地取材，运用自己打小操纵的家乡语言写出过不少富有泥土气息的大众化的作品。但这时尚未形成一个流派。一九四五年，马烽、西戎同志写出了《吕梁英雄传》，这两位生活与战斗在吕梁边区的青年作家，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通过他们深入农民生活的亲身体验，走上了和赵树理一致的创作道路，这时也还未被人看作派。这一派的形成，是在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他们又陆续由北京等地回到了山西，以《火花》(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为阵地，赵树理发表了《锻炼锻炼》，马烽写出了《饲养员赵大叔》、《自古道》、《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写出，了《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写出了《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发表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写出了《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短篇小说，都取材于农村，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曰“山药蛋派”，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这时，除了这些老“山药蛋”，山西又涌现出了一批小“山药蛋”：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杨茂林等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风格都比较接近老“山药蛋”们。此后，这个流派并不是直流而下，顺杨无阻的发展，常常遭到低级啦，过时啦等等的非议，这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上面来的一股极左思潮，曾经几度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作家与作品进行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批判，几经沉浮，到文化大革命，简直遭到灭顶之灾。主要的几位作家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兵”和所谓文艺黑线人物，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而赵树理更惨死于“四人帮”的手下。但是，令人深思的事实是：“山药蛋”不但没被铲了根，绝了种，反而出观了又一批生机勃勃的新的小“山药蛋”。突出的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田东照等人。一九八O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得奖作品，北京的作者五人，最多；以省面论，山西三人，最多。这三人中，马烽自不用说，青年作者张石山便也是个“山药蛋”，他那得奖作品《镢柄韩宝山》，比马烽还“山药蛋”，赵树理的味儿浓极了。饶有兴味的是除了山西出“山药蛋”，河北也出了。河北有两位青年作者：贾大山和赵新，自称是“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有兰股“醋味”，是“山药蛋”。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山药蛋”派的生命力。它不因人“吹，，才生长，也不因人压制就枯蔫，它的根芽深植于历史的发展与观实的革命要求中，有着源源不绝的营养供应，焕发着茁壮的生命之力。 “山药蛋”派的特色 首先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我以为这不能不说是“山药蛋”派的一种特色。 其次，“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然而，同是革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金生父子兄弟姐妹都是聪明干练的社会主义带头人；在马烽笔下更塑造了一系列如田春生、韩梅梅，田局长等普通社员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然而，和这一方面的成就紧紧相联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甲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列宁语)，我们用不着再举什么三仙姑、二孔明、小腿疼、赖大嫂、田木瓜、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了，“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为实观这一主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的艺术形象，其中不少形象在山西可以说老幼毖知，家喻户晓，成为人们的一面面镜子。这是“山药蛋”派的艺术功绩也是他们观实主义特色最为光彩耀人的表观。 第三，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他们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第四，关于艺术形式的特色。这，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确，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马烽、西戎、胡正等同志，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赵树理曾说他对民族艺术的传统是什么也继承了，什么也没有继承。这也可以说是“山药蛋”派共同的经验概括。除了《吕梁英雄传》，我们可以看到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模仿而外，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即看不到模仿的痕迹，显然是中国汉民族式的叙事形式，而又和旧的形式截然不同，令人感到非常新鲜。这原因即在于他们；第一、对于民族形式不是套用，而是吸收其可为我用的精华；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注重从外国进步文学中吸收营养。赵树理原也是个洋学生，他本是由鲁迅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著作引导而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时期，他曾写过欧化而充满抒情诗昧的小说。其他作家在刚踏上文学的途径时，都有类似的经历。束为初期的小说，颇具契诃夫的特色，胡正的第一篇小说《碑》，不论从语言到结构，都象翻译小说，马燎、西戎，孙谦都写过类似的作晶。正是由于此，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比如拿《登记》来说，用的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吧?可当小飞娥从地上拾起燕燕口袋里掉下的一枚罗汉钱时，一下勾起她二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便叙述她的罗汉钱的故事。这不明朗使用了外国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了吗?《互作鉴定》以一封信开头，《锻炼锻炼》以一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开头，《套不住的手》光写陈秉正老人的一双手。这些都融合着外国的手法。马烽的书信体的《韩梅梅》，好几篇第一人称的小说，《结婚》的横截面写法，外国艺术手法的采用更为明显。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了，相反是丰富了他们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每写一字一句都在考虑着他们的读者――农民的口味。他们烹制的精神饭菜，务必要让农民吃起来香美可口，吃完后还余香满口。因此，他们一不愿让农民老吃老陈饭，二不愿他们吃吃不惯的西餐，总是适应着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吸收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精英，并以此为基础，在不破坏农民的口味下，化入外国的艺术手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的(包括民间的)艺术传统特点呢?从艺术形式上说，可总括为一点：行动性强。要求故事中的人物加强行动，不要中断故事；就要求融景物于叙事、画人物肖像通过另一人物的眼睛，要求人物的一抬手一动脚有心理根据，从而把心理描写体现在行动上，而不去由作者脱离人物行动作静态的心理刻画等等“山药蛋”派的作品比较强烈地显示了这个特点。而这一特点带来的优点是:重用白描，寥寥几笔便神情毕肖，符合“一以当十”的艺术原则。怎么竟然可以说，这样的作品是缺少艺术性的低级作品呢? 第五，语言的运用。“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然而，仅仅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山药蛋”派的文学语言特色。 孙谦同志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孙谦同志的话，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也概括了“山药蛋派”作家们运用山西群众语言的共同特点： 1．土而不僻。山西省在全国来说属于方言复杂的省份之一。如果让马烽、孙谦出生的孝义飞文水的农民和赵树理家乡沁水的农民坐在一起，都操地道的家乡话，彼此真会如对外国人，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可是他们用山西群众语言写的作品，不只山西农民念了听得懂，便是其他不少省的农民也懂。这正是由于他们十分注意以全民族的语言规范为标准，对山西的群众语言进行精选，力避地方语言的偏狭的结果。“大姨子”“小姨子”这样的称谓，至少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农民口头是说的吧?马烽在《村仇》里换成文绉绉的“妻姐，，(‘妻妹”）了。山西农民口头常说的“咋”飞“甚”飞“干啥”之类词，在赵树理作品里一个也找不到，他换成了“官话”：“怎么”“什么”“做什么”之类了。那么，他们又怎样表现山西群众语言的乡土气息呢?一种是选用能为外省人所了解的山西话，如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里用的什么“柿子洼的客”，便是地道山西话，不，山西许多县称“客人”也不称“客”，有的称戚”，有的称“成人”“客人”。上党地区称“客”，那含义也颇多，在《板话》里是指“亲戚”而言。这个上党地区特有的称谓，由于基本上不离全民族的称谓法，本省，外省读者读起来立刻可以意会，便不觉隔膜了。这是使他们的语言土而不僻的一种办法，但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善于掌握与运用能表现山西农民气质和心理习惯的说话方式，不用一句方言土语，也醋声醋调显出山西味儿。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举个他们作品外的例子。马烽曾经说，在一次会议上， 就餐时他和老舍，赵树理坐在一桌。他曾问这两位群众语言大师道：“你们两位互换一下语言来写作，行不行?”赵树理说：“我没那能耐。”接着老舍说：“那我们俩就全毁啦!”(大意如此)这里不来讨论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探讨一下他们说话方式的差异。老赵和老舍说的意思一样；不可能。但老赵的话是就本身能不能直接进行回答的，于是显得直而朴；老舍则避开正面的回答就假设推论的结果言，富有想象力，就显得婉转且俏皮。他们俩并没有用山西话或北京特有的土话，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两句话便发散出山西和北京群众语言固有的地方味儿。人们常说要熟悉群众语言，以为就是记些土话，歇后语之类，其实那样永远不会熟悉得了，真正熟悉就要如老舍、赵树理这样，非常烂熟于他们所使用的群众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一张嘴，一下笔，就是谁都听得懂，看得懂的满口满篇的乡音土调。“山药蛋”派作家们对于山西群众语言大都有这样深厚的功力，因而所写既是地道的山西群众语言，有着浓郁的乡土气却没有芜杂的令人费解的偏僻方言。 2，通而不俗。文学是语言艺术，“山药蛋”派创作自己的作品自然要求语言能吸引入、感动人，就是说要有艺术表现力。因此，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时时注意摄取活在群众口头上的优美的语言。“看看那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那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赵树理语)他们从群众语言宝藏中不断地发掘，提炼艺术的语言。在山西各个方言区内存在花样繁多的骂人的话，有不少俗气、油滑的说法，比如歇后语之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般都摒弃不用。他们的语言不乏幽默、讽刺，但都正正派派，体现了群众素有的乐观性格，绝无无聊的插科打诨，流里流气的贫嘴恶舌。他们使用的是提纯了的山西群众健康的纯净的艺术语言，发挥了群众语言的形象美、灵活美、音乐美的特点，形成朴实中见文采，敦厚中含机智，庄重而又风趣，严肃却又常常闪露诙谐、讥讪锋芒的“山药蛋”派的艺术语言风格：通而不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药蛋”派为丰富汉民族的文学艺术语言做出了大可赞叹的贡献。 上述几方面，不可分割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山药蛋”派所以为一流派的艺术特色。假若做为流派的标志侧重面在于表现形式，特别在于语言的话，那末，我们更可以概括地说，“山药蛋”派的艺术特色即是，熟练地运用山西农民群众纯净的艺术语言，善于说故事的朴实而风趣的喜剧风格。 缺陷和发展前途 同任何文学流派和有自己风格的文学家一样，“山药蛋”派除了各个作家自己存在的艺术缺陷而外，也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比如描写的生活面不够广阔，反映时代的巨烈的矛盾、斗争不够直接有力；包括赵树理在内，也有重事轻人，为了照顾故事性偶有叙述拖沓之处；或强调解决问题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还未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自己的主题时匆忙动笔，以致写出过个别内容不够充实，人物性格缺少个性的作品等。然而，是否由此可以说，如今这个流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正在走向凋落或变种呢”? 时代在前进，农民从生活到思想以及文化程度都在提高；做为时代社会生活的镜子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赵树理四十年代的作品和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而马烽和赵树理相较，更为重视发现与塑造新的革命阶段出现的新人形象，结构上也更多融入了西欧的手法等，使“山药蛋”派有所发展。马烽自己呢?也还在发展。如《泪痕》，由于电影和小说所使用的造型手段不同，风格随之妥有变化，更加一向善于写喜剧的作家来写悲剧，而不能不影响到固有风格的部分削弱。可是，结构上，故事的完整性，不突断突起，忽前忽后，保持顺序发展，注意安排“扣子”，造成悬念，吸引观众等，仍不失“山药蛋”味。特别在人物造型上，公安局长的诙谐、乐陶陶的乐观，老贫农的忠厚，会计的机智、幽默，朱克实的洞察一切复杂事物的政治敏感，敢于为党为人民承担风险的大无畏英雄气魄又和谐地统一在他那平易朴实而要和同志开个小玩笑的亲切、风趣的作风中，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在新的形势下的老杨、田局长悲剧，还是有着他们固有的风格：喜剧的色彩。《泪痕》仍是“山药蛋”。说是变种，自然可以，生物界本来就时时处于物种的变异之中，但问题是，变异并不意味着全是退化，相反，多数由于取得杂交优势，变种比原种还要好，生物界整个进化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逐渐吸收不同流派的优点以至国外进步文学的优点，促使“山药蛋”不断发展，常常出现新的品种，如新的小“山药蛋”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等，便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向，这是可喜可贺，符合进化律的事。这绝不意味着“山药蛋”的“凋落”，正充分说明“山药蛋”旺盛的生命力，生机勃勃，因为虽是变种，而是更好吃的“山药蛋”，毕竟不是老白薯或地葫芦啊! 现在农村识字的人，中学生、知识分子多了，这一点“山药蛋”派的作家那一位也比我们了解得多，了解得深，因而在他们笔下早已出现了为广大读者熟悉的各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由于知识青年增多，我们八亿农民是否已经改变了历史地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以及语言方式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谦虚点，尊重“山药蛋”派的新、老作家们，他们和农民长期在一起又为他们而写作，比我们了解得多也了解得透。倘以人类各民族的一般历史规律来推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经过长久的历史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特别是语言方式，在短短几十年内便产生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可能。那末，八亿农民要求文学表现他们，供给他们 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受到广大农民群众(也不止农民群众)欢迎的“山药蛋派”便不可能停止自己发展的脚步。
山药蛋派简介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流派。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作家是赵树理，主要成员包括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人称“西李马胡孙”。代表作品有《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三里湾》等。这一流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文学史上认为现实主义是“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和灵魂。代表作家▲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1944年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1949年后，在北京任《说说唱唱》《曲艺》主编，并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1957年后回山西长期深入农村生活。“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主要作品有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另写有评书、鼓词、剧本等。我们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固然可爱，但粮棉油料产地的农村也是可爱的。假如要问二者相较哪方面更可爱，我以为这和问荷花与菊花哪个更可爱一样―――不同类的事物不能作比较。一个写作者不应该是兴趣主义者，可是一个写作者总得对自己熟悉群众生活的根据地永远保持着饱满的兴趣。―――赵树理▲马烽1922年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代表作有《吕梁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与西戎合作）《村仇》《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中国大众文艺研究会会长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烽来北京工作多年。马烽于2004年1月31日因病在太原去世。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参加抗日战争以后，不论在战斗部队还是党政机关，仍然是在农村活动。后来又多年从事农村工作。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我都参加了。可以说和农村接下了不解之缘，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我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闪光的东西。我熟悉他们，热爱他们。为他们的忧而忧，为他们的乐而乐。我甘心情愿为他们服务。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读，我不管。只要我心目中的读者对象乐意看、乐意听，我就满足了。―――马烽▲孙谦1920年生。作家。山西文水人。抗战初期参加青年抗日决死队。1940年入延安鲁艺学习。曾任一二○师战斗剧社、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1949年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山西文联副主席、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电影文学剧本《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合作）等。1996年病逝于太原。我们说的深入，决不是说，住在一个村里，打听一些风俗习惯，观察一下衣着样式、妇女的头发样式，不是这样。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不是肤浅，便是“隔岸观火”的东西。我们说的深入，是要把自己当作农民中间的一员，为灾害担心，为好天气高兴，为集体经济付出自己能负的一切―――有了这些，农民才肯和我们交朋友，才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孙谦▲胡正作家。1924年生于山西省灵石县。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晋西南吕梁剧社社员，延安鲁艺和部队艺术学校学员，《晋绥日报》副刊编辑，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1953年毕业于中央文学研究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汾水长流》，中篇小说集《几度元宵》，短篇小说集《摘南瓜》《七月古庙会》，散文报告文学集《七月的彩虹》等。“我写的小说，都是受到生活的启示后创作的。如《汾水长流》即是我参加了一年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写出来的。”“写农村题材小说，自然要熟悉农村生活，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干部。同时还需了解农村政策，了解现行政策，过去的政策，并且还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想到以后的发展。因为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和干部，不能不受政策的影响，人物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与政策有关连。写农村题材小说也就必然要考虑农村政策问题。”―――胡正▲李束为（1918―――1995）山东东平人。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戏剧系。曾任山西省文联主席。著有《春秋图》《租佃之间》《土地和他的主人》《拦羊娃》《吕梁小夜曲》《捞河炭》等。群众生活，对于文艺创作之重要，犹如劳动对象和劳动的关系，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只有在有了生活经验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必然发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现象。―――李束为▲西戎作家。1922年生。山西省蒲县人。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艺和部队艺术学校。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山西分会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马烽合作），短篇小说集《宋老大进城》，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等。西戎于2001年1月6日逝世。我从不以为自己有什么天赋之才，之所以能写点东西，我早已多次说过，这都是生活的赐予。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搞创作犹如做买卖，采购回来什么货，才敢吆喝卖什么，买空卖空搞“皮包公司”是我最鄙视的。我自己写东西，常常是先到生活中去，有了对生活的积累，感受，才敢动笔去写。―――西戎《文学路上五十春》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的形象。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之后，山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