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童养媳”

清朝政府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就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这项法令，继承了宋明的立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虚岁十四五岁的少年就可以成亲，是一种早婚制度。早婚是当时的习惯，在统治阶层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穷人民家庭中尤为流行。清朝的帝后是早婚的典型，顺治帝14岁大婚，康熙帝的婚事更早在12岁的童年时完毕，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结婚时13岁，乾隆帝算晚婚的，大婚时也才17岁。帝后的婚龄之早，表现了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家庭婚龄的一般情况。社会下层的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为了获得劳动人手，常给年岁尚幼的儿子娶年长的媳妇，形成小女婿的社会现象，这在北方尤为习见。在中国历史上，婚龄的规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有所变动。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法定婚龄偏小，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565～577年在位)规定，女子14岁到20岁之间必须出阁，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22～577)强制15岁以上男子、13岁以上的女子成亲。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婚龄也在实际上被提前了。西汉惠帝六年(前189)规定女子在15岁至30岁之间必须出嫁，否则多征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的法令，强制男子20岁、女子15岁以上成家。这些婚龄的规定，是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因为战争使人口锐减，统治者为增加劳动力和补充兵源，强迫青少年早婚以繁殖人口。 清代的婚龄法规是稳定的，虽然没有强制青少年结婚，但实际是鼓励早婚，鼓励人口的滋长。在清代，人口的猛增成了爆炸性的问题，由顺治七年(1650)的1060万丁口，增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4亿1281万人。早在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屡屡说人民生计困窘，是由于生齿日蕃而田不加辟所造成的。乾隆帝在晚年更惊呼他的属民比乃祖时跃增15倍，表示他对民生问题的担忧，说些要求小民“俭朴成风，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的陈辞虚语（《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五）。乾隆祖孙都没有推迟结婚年龄、限制生育的措施，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子孙多是好事――“多子多福”。如雍正帝祝愿宠臣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鄂尔泰报告已有五个儿子，雍正帝说他的祝愿实现了（《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他的父皇康熙帝有儿子35个，女儿20个，堪称为“多子翁”。人们希望多生，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法私有制，需要有血缘关系的财产继承人，在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的社会，家庭需要及时补充劳动力，这就是早得子、多生子的思想意识和现象的产生根源。由此而派生的早婚制度及其稳定性，就不难理解了。早婚还表现在童养媳习俗上。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正式结婚。童养媳在清代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童养的女孩年龄多很小，有的达到了清代法定婚龄，也待年在婆家，则是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 童养媳婚姻的流行，有着广泛的社会原因。第一，贫穷的人家生下女儿无力养活，就把她给了人，长大了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安徽绩溪县这种情形很多，所以嘉庆间修《县志》，说贫者“女生畀人抱养，长即为抱养者媳”。第二，结亲聘礼重，婚礼浪费大，赔嫁多，而这种习俗常人又无力抗拒。童养媳习俗可以大大减少这种开支，男方抱养待年媳不需要财礼，等到正式结婚，仪式要比大娶简单得多，不要花多少钱，女家也不要赔嫁妆，没有破家嫁女之忧，所以同治间纂修的江西《新城县志》说到当地童养媳盛行，强调“农家不能具六礼，多幼小抱养者”。婚礼习俗，成为造成童养媳习俗的一个原因。第三，清代社会还有公婆或丈夫病重提前娶媳妇的习俗，这种做法叫做“冲喜”，希望病人好起来，这又成为出现童养媳的一个原因，如上表中提到的李绶馥妻汪氏，13岁时，“为姑疾笃，归李为待年媳”。童养媳习俗使幼女身心遭到无情的摧残，她们多受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
童养媳是贫穷的父母将年幼的女儿被未来的婆家领养，等到成婚年龄后，再与丈夫举行婚姻仪式，也称童养媳婚姻。童养媳习俗常发生在女方家穷困养不起孩子或无力出嫁，或者家庭变故如父母亡故无人抚养，就送或卖幼女做童养媳；领养的家庭也多因家贫娶不起媳妇而收童养媳，也有公婆有病收童养媳“冲喜”的，也有收养弃婴童养的……官宦上层家庭也有因外地求学做官将女儿送人童养的。这是一种包办兼有买卖性质的畸形婚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