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杨炯曾自我评价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首先，我们先看这句话的出处：《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文苑上》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因为文采卓越，被人们称为“四杰”。一日，杨炯和三五好友提起这件事，对人说了这句话。当时杨炯的好友听了，也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当时杨炯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也许只是一场喝酒吹牛逼的小聚，他随口这么一说，就被人们随口传了出去，生怕看不到这四位文人互掐的好戏。的确，这四位诗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位卑才高，恃才傲物。
杨炯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前一句是觉得卢前辈长自己十几岁，在文坛之中资历比他深厚，还是杨炯父亲的好朋友。排在这位谦卑之前他多少有些不自在，表达谦虚是应该的。而王勃和他同年，都是天之骄子，自小就被称作神童，大约少年时期没少拿来比较。如今这民间评比的“四杰”名号一出来，他自然会有些不服气。
在这一方面，很多人刻意放大了“耻”的意思。我认为杨炯这句话不是在贬低王勃，而是在鞭策自己，或者说是一种自信，自信自己并不比王勃差。个人认为，其实这四个文豪大家，互相之间还是有种英雄和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在的，用这句话断言杨炯看王勃不爽，或者说他自高自大，也未免太小题大作了。
杨炯的出身并不好，他自己都黑自己“年少贱也”。上文说了杨炯是一个天才少年，十岁就考上了童子科，然后在弘文馆一待就是17年，一直都是“待制弘文馆”的身份。在这样的人生际遇之下，杨炯必然是迷茫的。他善于写边塞诗，其实一辈子都没上过战场。
自由的灵魂遇上压抑的生活，这是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爆发的起点，俗称“历劫”。命运开起玩笑来也没什么底线，杨炯迷茫了17年，在27岁那年，他终于应制举及第，补九品校书郎，他的官场生涯从这里才刚刚开始。而就在这一年，王勃在探望父亲的途中意外溺亡，也刚刚27岁。
王勃死后，杨炯写了一篇《王子安集序》，说起王勃的文字，赞美道：“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将昔日爹妈总是拿来和他比较的“别人家”的孩子夸成天之骄子，笔下生出山河日月，这种感情是发自肺腑的。
回头想想如果当年杨炯说出“别把我和这三位放在一起了，愧不敢当。”这样自谦的话，说不定也不会流传下来。你看，明明卢照邻也曾说过“喜居王后，耻在骆前”的自谦语，但明显没有杨炯这句话带来的“八卦”气息强烈。
无论杨炯出于自信、骄傲、不甘……这样的杨炯是真实的，而不是八面玲珑的伪君子。其实这四位本来就各有各的性子，多少都有些文人的小傲气。也许就是这种跟自己过不去的心态吧，四位活得都不长，杨炯算是最能熬的，也不过只活到43岁，而且没有子嗣，像一缕清风一般拂过青史。
裴行俭曾经批判四杰，说他们浮躁浅陋，杨炯是酷吏，为争名夺利所以说出了这样的话。还说他写文章喜欢用古人的名字，给他起了个外号“点鬼薄”。其实相比于杨炯那句话，裴行俭对他们的恶意要大了许多。人无完人，闻一多先生就客观得多，赞四位是将诗歌从朝堂带入民间，从宫廷走向市井，最后走上江山和荒漠的人。
历史上文人相轻的例子数不胜数，举个我们熟悉的例子，韩寒和郭敬明一起出名，几乎同时开始搞电影，别人将他们相提并论之时，两人都会表现出一点尴尬。而杨炯发完牢骚之后，好歹还写了篇文章实事求是地夸了王勃一番。就像王勃的英年早逝已经是王勃的一部分一样，杨炯的骄傲不羁也是他的一部分，但他对王勃的死终究是惋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