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闹的根本

制度不合理。医护车送人要钱，医生手术要钱，医生乱开药方，排队挂号好钱，领死人要钱等等
在国外，有几乎全额保险，医疗保险覆盖全民，而且可以报销的病种十分广泛，包括配眼镜、心脏移植等手术，都可以报销。他们的医疗保险分两种，一种是大众型，一种是私人型，也就是穷人与富人的医疗区别。只要凭借医疗卡，很多手术是免费的，前提是你必须保证缴纳足额税金。对于穷人的医疗保险来说，环境比不上富人，但需要昂贵药物的时候，还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是中国医生，不是叫你换医院就是不理不睬，没钱是死是活他们不管，只要别死在医院门口就好，这就是对于尊重生命的差别。医生乱开药、开错药是要吊销执照的，甚至会坐牢。而且在医疗过程中的其他费用，例如医护车接送、医生手术等是不需要花钱的，不过请教授执刀例外。国外的医疗费用基本是由国家税收支付的，很少再向人民伸手。
外国是合理收费，中国是乱收费，中国人想赚死人钱，墓地、领尸、捞尸、接送、灵车都要花钱，而且十分昂贵，因此医闹的事情很多。
医闹，是指受雇于医疗纠纷 的患者方，与患者家属一起，采取在医院 设灵堂 、打砸财物、设置障碍阻挡患者就医，或者殴打医务人员 、跟随医务人员，或者在诊室、医师办公室、领导办公室内滞留等等，以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形式给医院施加压力，从中牟利，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的人。
很多患者家属是在通过正常渠道维权不了的情况下，被迫采取“医闹”的方式维权。打击医闹的同时，也可能会损害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使得广大医疗纠纷中的患者失去最后维权途径，或者转为不断上访维权。如果掌握不好衡量“医闹”的尺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必然会让一些有合法正当理由的患者家属怯于维权，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如果社会长期积压对医院和医生的强烈不满情绪，可能会发展成危害性和破坏性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因此打击“医闹”，既要用好警力，也要慎用警力，避免乱扣“医闹”的帽子，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原因大家都懂的，以药养医的体制是根源，维权渠道的阻塞是主因，本篇将作以深入的解剖分析。一、医生：为体制背“黑锅”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就是为了治疗疾病，想必不会有人没事找抽，没病去找医生打针吃药的！正常的医患关系应该是战友，应该是同盟，双方密切配合，医生视患如亲，患者谨遵医嘱，因为只有这样，患者才可以得到良好的医治。但是，现在医患关系闹得很无厘头，相互怀疑不说，甚至还可能拔刀相向。紧张的医患关系说明现行医疗体制出现了问题，而且是严重性的问题。我们国家对医疗的财政投入少之又少，而大部分又被干部们――特别是退休干部和高级干部――占用了，而剩下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就靠老百姓们通过各种关系去争取了，如果没有争取到，那只有得了病在家里等死的份，比如那些没有医疗保障的穷困农民。丛林式的社会就是这样：有限的社会服务产品，大部分产品供给了少数人群使用，而剩余产品又去让多数人群去抢夺，这样的社会非常容易养成“权力至上”的观念，同时能够让人们内斗，争得不择手段，争得你死我活。我们的医疗体制正在培养一个丛林社会，让人们动用各种关系去争取医疗资源，时间一长，人们就养成了一种看病的定势：一旦有了病，不管大病小病，条件反射地想到请托，找各种社会关系来给自己换取方便和有效的治疗。关键是这些请托还相当奏效，至少你可以免除排队和减少预约的天数等等。如果要动个手术，我们还会想着送红包，总觉得送红包给医院领导，领导会安排出好医生；送红包给主刀医生，医生会比平时多一份心，毕竟人命加上了钱码。患者要找关系来看病，要塞红包来手术，看病难和看病贵就在所难免了。在这样医疗体制和社会风气之下，患者疾病若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如果找了关系塞了红包，那么就会觉得“上当受骗”了；如果没找关系没塞红包，那么就会觉得“医不尽力”。再加上畸形的“以药养医”体制，完全将医生逼进了“不仁不义”之地，这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制度根源。在这种制度之下，多数患者认为医生受利益驱动，存在过度治疗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或者意外，甚至很小一点语言冲突，就会引起严重医闹，对医生拔刀相向，酿成杀医、伤医事件。客观地说，医疗界的确存在黑幕，灰色收入、过度医疗现象层出不穷，但大多数一线医护人员真的非常辛苦，有资格收红包的医生并不多。然而老百姓将枪口直接对准就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在第一线，承担人们对医疗体制的不满，用笔者的话来说，就是医生不是躺着中枪，而是不自觉地在挡枪！拿手术刀的医生是给患者治病的，却成为患者斗争的对象，原因只是患者直接面对的是医生，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医院领导，不会想到医疗体制……这与维护市容市貌的城管相似：他们成为小贩斗争的对象，成为民愤宣泄的对象，原因就是民众直接面对的是城管，民众根本不会想到城管只是执行某个领导的命令，不会想到罪魁祸首是漠视民众生存权的城市管理体制……最终，各种苦苦相逼的制度，导致弱者挥刀砍向弱者，患者砍向医生，小贩砍向城管，而那些权力者们却毫发无损，甚至沾沾自喜。制度的阴冷在于此，真正的强者即所谓的领导们在弱者相残的情况下，总会用一副体贴民意面貌、以调解者的身份出现，以显示他们的宽宏大量，以显示他们的英明神武，院方领导们、政府官员们就这样出现在人们面前，殊不知罪魁祸首就是他们，甚至连他们都是苦于体制的人，因为他们也只是执行体制的人，也被捆绑了，其实，大家都被捆绑进这个体制中。正因为如此，要彻底改变各种逼仄的体制，包括医疗制度等，还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单单说什么“零容忍”，加强“安保”力量，根本无济于事的，更何况加强“安保”力量其实就是一种“城管思维”：展示的是弱肉，并不是大脑，高压之下，只是换来暂时安稳，根本不是长久之计，甚至是酝酿更深层次的危机，等待下一轮更激烈的事件发生。二、患者：为权益走“曲线”在我们这个权力至上、关系盛行、法治不彰的丛林式社会里，民众早就养成了对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不信任的思维定势：有医患纠纷时，走医患调解渠道，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被认为是“老子帮儿子”；走医疗鉴定渠道，社会机构出具的鉴定被认为是“兄弟帮兄弟”，因此统统排斥，而且死不认账。至于走司法诉讼的渠道，那就必须提供证据了，而大多数站得住脚的证据一般都由医院掌握着，甚至连最简单的病历也都是医生、护士开具的，何况走司法途径过程漫长，费时、费钱、费精力，更何况也无法排除司法腐败，所以民众即使要走司法程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正是这些正常的通道关闭，常规的手段失灵，患者（患者家属）才找捷径，于是选择了医闹。我们这个社会早已病不得轻，正常通道人们走不通，歪门邪道却能让人大行其道。于是，大家都在学习蛮不讲理，因为蛮不讲理，顾名思义就是蛮横的人根本不用讲理的，不管是正理还是歪理，只要占着理就可以得理不饶人。有个医生朋友告诉我说：有次急救车送来车祸的人脊椎都断了，送来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呼吸和心跳，我们医生当然是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是死者的家属就开始医闹，说人最后一口气是在我们医院里没的，于是在医院烧纸钱，摆设灵堂，逼手术医生披麻戴孝，不讹医院一笔，就誓不罢休。其实，这次广东潮州“押医游街”也是如此行径，明明是酒鬼把自己喝死了，偏偏把责任交给医院，交给值班医生，更可怕的医院对医生被凌辱无动于衷。中国社会确实是很少讲道理的，谁会闹谁就会得到“优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怎么解决呢？在中国的解决之道就是与人民币挂钩，所以“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当医患纠纷出现“闹”与“赔”成正比模式时，医患关系更加变味，于是专门出现一个行业，就是职业医闹，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流程，如在医院焚烧纸钱、搭设灵堂、围堵院长办公室等等。当然，医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耍大牌，玩特权，这些人基本上有点权或有点钱，是官员或土豪这种角色。他们在这个社会作威作福惯了，权力在手，票子一握，无法无天，便要搞特权，走绿色通道，不想排长队不想等预约……一旦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也会闹出事来，这种事情今年就发生好几起，比如杭州这一起很有代表性，央行中层干部赚医生太年轻便大闹浙二医院，将医生的耳道都撕裂了。当然影响最大的就是南京公务员夫妇殴打女护士了。这些人都属于中国人中品性最恶劣的那部分，他们养尊处优，爱搞特殊待遇，这些人的存在并且在社会里游刃有余，身居高位，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关系社会。说来说去，中国式“医闹”是权力不作为和权力乱作为结出的恶果。其实中国已经病了，病得不轻，可以称之为中国病人，正因为如此，人人有病！结语说来说去，医患关系本质上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医疗需要和落后、腐朽、僵化的医疗体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从顶层设计想办法解决的话，那么医生还是继续成为替罪羊，将面向更多的刀与枪。就像贪官无数根源在于体制一样，被伤害的医护人员也是医疗体制的替罪羊，所以，严惩伤医刁民与大刀阔斧地医改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