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应该如何面...
毫无疑问,WTO的到来,为推动中国各种公司管理体制于是,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在于涵摄性。中国文化的涵摄性,是建立在“阴阳五行”辩证、综合思维模式 [①] 和有机整体文化模式 [②] 之上的一种包容性特征。前者的意思是,中国人认为推动世界发展的根本性力量是“阴阳”两“气”的相互作用,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其根本原因在于阴与阳的彼此消长,彼此推动。因此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认知视界里,就有一整套与众不同的概念系统:由阴阳推出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吉凶、祸福、大小、远近、内外、出入、进退、往来、上下、得失,等等,它们互为其根,互为摩荡,刚柔相推,形成了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在此基础之上再推演出“八卦”:乾(天)、坤(地)、巽(风)、震(雷)、坎(水)、离(火)、艮(山)、兑(泽)。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对世界的概括,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很准确而轻易地否定它,而是要从思维方式上来理解中国古人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认为世界是由这八种基本的物质组成的,金景芳先生认为,“八卦”在本质上就是“五行”,其中各种元素的相互作用、相互牵制、相互激励,就构成了事物的发展。事实上,这是一种承认矛盾、借助矛盾,掌握世界、发展世界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后者的意蕴在于,作为一种有机的整体,中国文化自始至终都有一种自我的调节、修复功能。因此,它的前提和基础,就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以一种“机体”的存有方式体现了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巨大张力。所以,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 “经权”的精神,[③]“穷则变,变则通”(《周易・系辞下》)的精神,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的“中庸”精神。翻开中国文化的历史,小到蔬菜、水果,衣食住行的各种器物,大到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引进,中国人都能够敞开胸怀,拿来为我所用。只要合情合理,中国人从来都不会真正拒绝向异族学习,不仅要学习,而且最终要化为自己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说到底,就是各民族的迁徙、融合,互相学习、互相吸收精华的历史。但是,“我”永远是“本”,是“体”;而外来的东西,永远都是“末”,是“用”。例如,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就始终都是依据于先秦元典,是所谓“以传解经,传不违经”的阐释。“万世师表”孔子的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哲学史上,而且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人一举手、一投足的生活之中。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又何尚不是如此呢?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从民族之魂的深处释放出来的原动力是相当大的,似乎远远超出我们目前对它的认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历了南北朝、元朝、清朝等历史时期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却都能够立足于自我,以柔克刚,以巨大的韧性,涵摄其他文化支流的营养,充分地为我所用,从而调整自己、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以适应自我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这是千百年来的历史写就的事实。 可以预见,WTO 也许会在将来的某个时期被媒体炒得火热,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大都市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绝对动摇不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人也绝对不可能接受全盘西化,所以,妄称中国因为加入WTO,开放中国的经济市场会使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就完全是杞人忧天。 -------------------------------------------------------------------------------- [①] 请参见萧汉明先生:《五行学说的近代遭遇及现代诠释》(《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②] 请参见李约瑟先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古称道之至当不变者,为经,就是不变的旨意;反经合道,为权,就使权变,变通。《公羊传・桓十一年》有:“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的改革,市场运作机制的完善等经济制度层面的东西,在短期内会有明显效果;但是,窃以为,WTO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等深层次的文化传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海外大量华侨的生活现状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清朝的锁国政策,也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我封闭,当代的中国人往往误以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保守性的、封闭性的文化。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由于历史的短视导致的结果。儒家思想的根本依托,在于《易传》的“与天地准。”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的精神,“贵在‘不已’”(《礼记・哀公问》)的精神。体现在人生论上,就是不断地努力与追求。所以,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特别多:“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是孔子“仁学”下学上达的必经之路,对中国人的奋斗历程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人生的努力与追求,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社会的前进,因为儒家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具有了这样的出发点,儒家就必然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境况不断地调整自己,学习各派各家的长处来丰富自己,以适应新的社 随着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WTO)步伐的加快,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如何面对WTO的问题,议论纷纷。有人以为,中国文化将在充斥着“洋货”的市场里无所适从;甚至还有人以为,WTO将会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进而全盘西化,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有鉴于此,笔者根据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规律,就上述两方面的意见发表一些看法,以就教于专家。 我认为,中国文化将在充斥着“洋货”的市场里无所适从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了,更不了解中国民间社会赖以运作、发展的内在机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的社会结构模式是建立在中国人父子、夫妇、兄弟为中心的“血缘”、“等差”之爱上的,具有牢固的生活根基。虽然近现代以来,“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各种口号曾经叫得震天响,但由于这种文化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激荡于我们每一个人深层的文化记忆里,因而根深蒂固。在中国,许多家庭的父母(特别是农民、工人家庭)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儒家,更不知道谁是孔子、孟子、荀子,但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又何尚不是体现了孔、孟、荀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呢?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世代相传,已经透入骨髓地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了。不论吹捧它也好,批判它也好,它都我行我素,在自己的轨道上默默地前进、发展。 虽然儒家的根本法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讲究的是秩序,但是,在社会学上,坚持的是“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讲究的是真理、道义至上。在政治学上,儒家的民主意识也是相当明显的:“三军可多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郭店楚墓竹简・鲁穆公问子思》)在董仲舒那里更是形成了一整套“天、地、人、自然、社会”的大圆圈,限制皇帝权力的哲学机制,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在与世界文化的融会之中提升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国社会虽然在将来具有更为强烈的民主化趋势,但是,没有秩序的民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因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法制化,传统的秩序就不能够全部抛弃。 回首历史的烟云,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元朝的民族迫害和清朝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受尽了凌辱,饱尝了艰辛,儒家文化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实际上带来的是在反思基础之上的自我调整和自我丰富,在一段时期的低迷、探索、吸收其他学派有价值的思想,充实了自己之后,它又冲破重重阻碍,再次崛起。董仲舒之儒、程朱陆王之儒、谭嗣同之儒、康有为之儒以及现代新儒家等等,都莫不如此。因此,经历了千百年雨雪风霜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它既然经得起各种血与火的洗礼,也同样经得起WTO的冲击。 毫无疑问,WTO的到来,为推动中国各种公司管理体制于是,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在于涵摄性。中国文化的涵摄性,是建立在“阴阳五行”辩证、综合思维模式 [①] 和有机整体文化模式 [②] 之上的一种包容性特征。前者的意思是,中国人认为推动世界发展的根本性力量是“阴阳”两“气”的相互作用,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其根本原因在于阴与阳的彼此消长,彼此推动。因此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认知视界里,就有一整套与众不同的概念系统:由阴阳推出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吉凶、祸福、大小、远近、内外、出入、进退、往来、上下、得失,等等,它们互为其根,互为摩荡,刚柔相推,形成了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在此基础之上再推演出“八卦”:乾(天)、坤(地)、巽(风)、震(雷)、坎(水)、离(火)、艮(山)、兑(泽)。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对世界的概括,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很准确而轻易地否定它,而是要从思维方式上来理解中国古人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认为世界是由这八种基本的物质组成的,金景芳先生认为,“八卦”在本质上就是“五行”,其中各种元素的相互作用、相互牵制、相互激励,就构成了事物的发展。事实上,这是一种承认矛盾、借助矛盾,掌握世界、发展世界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后者的意蕴在于,作为一种有机的整体,中国文化自始至终都有一种自我的调节、修复功能。因此,它的前提和基础,就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以一种“机体”的存有方式体现了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巨大张力。所以,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 “经权”的精神,[③]“穷则变,变则通”(《周易・系辞下》)的精神,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的“中庸”精神。翻开中国文化的历史,小到蔬菜、水果,衣食住行的各种器物,大到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引进,中国人都能够敞开胸怀,拿来为我所用。只要合情合理,中国人从来都不会真正拒绝向异族学习,不仅要学习,而且最终要化为自己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说到底,就是各民族的迁徙、融合,互相学习、互相吸收精华的历史。但是,“我”永远是“本”,是“体”;而外来的东西,永远都是“末”,是“用”。例如,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就始终都是依据于先秦元典,是所谓“以传解经,传不违经”的阐释。“万世师表”孔子的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哲学史上,而且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人一举手、一投足的生活之中。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又何尚不是如此呢?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从民族之魂的深处释放出来的原动力是相当大的,似乎远远超出我们目前对它的认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历了南北朝、元朝、清朝等历史时期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却都能够立足于自我,以柔克刚,以巨大的韧性,涵摄其他文化支流的营养,充分地为我所用,从而调整自己、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以适应自我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这是千百年来的历史写就的事实。 可以预见,WTO 也许会在将来的某个时期被媒体炒得火热,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大都市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绝对动摇不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人也绝对不可能接受全盘西化,所以,妄称中国因为加入WTO,开放中国的经济市场会使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就完全是杞人忧天。 -------------------------------------------------------------------------------- [①] 请参见萧汉明先生:《五行学说的近代遭遇及现代诠释》(《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②] 请参见李约瑟先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古称道之至当不变者,为经,就是不变的旨意;反经合道,为权,就使权变,变通。《公羊传・桓十一年》有:“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的改革,市场运作机制的完善等经济制度层面的东西,在短期内会有明显效果;但是,窃以为,WTO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等深层次的文化传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海外大量华侨的生活现状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清朝的锁国政策,也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我封闭,当代的中国人往往误以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保守性的、封闭性的文化。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由于历史的短视导致的结果。儒家思想的根本依托,在于《易传》的“与天地准。”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的精神,“贵在‘不已’”(《礼记・哀公问》)的精神。体现在人生论上,就是不断地努力与追求。所以,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特别多:“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是孔子“仁学”下学上达的必经之路,对中国人的奋斗历程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人生的努力与追求,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社会的前进,因为儒家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具有了这样的出发点,儒家就必然会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境况不断地调整自己,学习各派各家的长处来丰富自己,以适应新的社 随着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WTO)步伐的加快,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如何面对WTO的问题,议论纷纷。有人以为,中国文化将在充斥着“洋货”的市场里无所适从;甚至还有人以为,WTO将会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进而全盘西化,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有鉴于此,笔者根据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规律,就上述两方面的意见发表一些看法,以就教于专家。 我认为,中国文化将在充斥着“洋货”的市场里无所适从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了,更不了解中国民间社会赖以运作、发展的内在机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的社会结构模式是建立在中国人父子、夫妇、兄弟为中心的“血缘”、“等差”之爱上的,具有牢固的生活根基。虽然近现代以来,“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各种口号曾经叫得震天响,但由于这种文化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激荡于我们每一个人深层的文化记忆里,因而根深蒂固。在中国,许多家庭的父母(特别是农民、工人家庭)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儒家,更不知道谁是孔子、孟子、荀子,但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又何尚不是体现了孔、孟、荀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呢?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世代相传,已经透入骨髓地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了。不论吹捧它也好,批判它也好,它都我行我素,在自己的轨道上默默地前进、发展。 虽然儒家的根本法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讲究的是秩序,但是,在社会学上,坚持的是“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讲究的是真理、道义至上。在政治学上,儒家的民主意识也是相当明显的:“三军可多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郭店楚墓竹简・鲁穆公问子思》)在董仲舒那里更是形成了一整套“天、地、人、自然、社会”的大圆圈,限制皇帝权力的哲学机制,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在与世界文化的融会之中提升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国社会虽然在将来具有更为强烈的民主化趋势,但是,没有秩序的民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因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法制化,传统的秩序就不能够全部抛弃。 回首历史的烟云,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元朝的民族迫害和清朝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受尽了凌辱,饱尝了艰辛,儒家文化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实际上带来的是在反思基础之上的自我调整和自我丰富,在一段时期的低迷、探索、吸收其他学派有价值的思想,充实了自己之后,它又冲破重重阻碍,再次崛起。董仲舒之儒、程朱陆王之儒、谭嗣同之儒、康有为之儒以及现代新儒家等等,都莫不如此。因此,经历了千百年雨雪风霜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它既然经得起各种血与火的洗礼,也同样经得起WTO的冲击。 毫无疑问,WTO的到来,为推动中国各种公司管理体制于是,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在于涵摄性。中国文化的涵摄性,是建立在“阴阳五行”辩证、综合思维模式 [①] 和有机整体文化模式 [②] 之上的一种包容性特征。前者的意思是,中国人认为推动世界发展的根本性力量是“阴阳”两“气”的相互作用,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其根本原因在于阴与阳的彼此消长,彼此推动。因此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认知视界里,就有一整套与众不同的概念系统:由阴阳推出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吉凶、祸福、大小、远近、内外、出入、进退、往来、上下、得失,等等,它们互为其根,互为摩荡,刚柔相推,形成了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在此基础之上再推演出“八卦”:乾(天)、坤(地)、巽(风)、震(雷)、坎(水)、离(火)、艮(山)、兑(泽)。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对世界的概括,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很准确而轻易地否定它,而是要从思维方式上来理解中国古人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认为世界是由这八种基本的物质组成的,金景芳先生认为,“八卦”在本质上就是“五行”,其中各种元素的相互作用、相互牵制、相互激励,就构成了事物的发展。事实上,这是一种承认矛盾、借助矛盾,掌握世界、发展世界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后者的意蕴在于,作为一种有机的整体,中国文化自始至终都有一种自我的调节、修复功能。因此,它的前提和基础,就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以一种“机体”的存有方式体现了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巨大张力。所以,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 “经权”的精神,[③]“穷则变,变则通”(《周易・系辞下》)的精神,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的“中庸”精神。翻开中国文化的历史,小到蔬菜、水果,衣食住行的各种器物,大到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引进,中国人都能够敞开胸怀,拿来为我所用。只要合情合理,中国人从来都不会真正拒绝向异族学习,不仅要学习,而且最终要化为自己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说到底,就是各民族的迁徙、融合,互相学习、互相吸收精华的历史。但是,“我”永远是“本”,是“体”;而外来的东西,永远都是“末”,是“用”。例如,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就始终都是依据于先秦元典,是所谓“以传解经,传不违经”的阐释。“万世师表”孔子的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哲学史上,而且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人一举手、一投足的生活之中。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又何尚不是如此呢?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从民族之魂的深处释放出来的原动力是相当大的,似乎远远超出我们目前对它的认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历了南北朝、元朝、清朝等历史时期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却都能够立足于自我,以柔克刚,以巨大的韧性,涵摄其他文化支流的营养,充分地为我所用,从而调整自己、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以适应自我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这是千百年来的历史写就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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