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激烈派第一人”刘师培为什么要投降清朝？

1908年，刘师培的名字作为两江总督端方的随员，登载在各大报纸中，蔡元培等革命党人这才确定“此人之变节殆已无疑”。后来，刘师培担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咨议官”，成了清廷的一名干吏。
刘师培这个曾经号召“打破世界的枷锁”，又曾经给《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序的人，竟然转身投向了腐败、腐朽的清王朝，这样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更成了革命党人之间风闻的耻辱。
后世的学者大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叹息，刘师培为何要“叛变”？这其实是那一代学人共同的迷茫，甚至说是不少学人共同的选择。

刘师培出生在一个名门世家，几代人在一部《春秋左氏传》上训诂考据，终于勾勒出我们现代人对《左传》的集体印象。他8岁学《周易》、12岁读完四书五经、18岁中秀才、19岁中举，20岁那年落了榜。
不过“一战”进士落榜也没什么丢人的，倒也不会对整个体制灰心丧气。不过20岁那年他认识了章太炎，两人都在经学上有很深的研究，可谓是一拍即合。后来苏报案中，章太炎被逮了蹲了大牢，刘师培见好友身陷囹圄，自己的政见也起了很大的动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可能出于皈依者狂热和年轻气盛，刘师培参加革命后变得十分激进，整日喊打喊杀。
他一度想要动武，参加了拒俄义勇队，打算在日俄战场上和俄国人狠狠的干上一架；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跟着蔡元培筹措暗杀计划。言论上也非常激烈，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是激烈派第一人。
不过说实在的，刘师培确实没去干成这些事情，要不然历史上他就真成革命烈士了。
东渡日本之后，刘师培的思想更左了。当时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在文人之间传开，刘师培夫妇在日本创刊《天义报》、又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所，基本上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始宣传社会主义的一个团体，刘师培的老婆何震也组建了一个主张激烈的女权主义团体。
此时的刘师培带有极大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责任感，体恤农民、老百姓，对清廷的腐败深恶痛绝。这样的情绪让他的思想更为激烈，他想追求无政府主义，要一步到位的“实现人人平等的无政府主义”。
现在看来肯定是不科学的，但刘师培的思想转变却也能体现那一代年轻人的思想选择，而他的后来叛变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纠结。
革命和改良一直是在赛跑的过程，他们不断的争取中间阶层的支持，但政府如果能改良，谁还会去不要命的革命呢？尤其是对于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 他们天然的对改良抱有好感，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参加革命的。
清末十年，新政的范围和幅度越来越大，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离开了革命的阵营，投向了体制内部。刘师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关于刘师培的反目，大多数的观点认为这跟革命党内部的矛盾有关。首先是刘师培和章太炎的分道扬镳，这种观点以《清儒学案新编》为代表，认为刘“少年气盛，在学术上不肯让人，而太炎自视艺高，目无余子已久，两人相遇，不肯相下，霄小于其间易于为功，于是龃龉生，而申叔（刘师培）走”。至于谁是霄小，作者暗示就是清政府了。蔡元培也认为刘师培反水是有人买通了他老婆，刘师培这人又怕老婆，枕边风再加上大逼兜子甩过来，吃不住就反了水。
再有就是革命事业的低潮。当时章太炎所办的《民报》经费捉襟见肘，孙中山拿了日本政府一笔资金，却没给《民报》拨款多少，搞的章太炎捉襟见肘，只能给一些杂志投稿维持经费。这笔资金中反而有一大部分不翼而飞（事实上是资助国内起义事业了），章太炎脾气暴躁，直接公开反对孙中山，是为章太炎反孙事件。 革命党人内部的争论给大家的印象很差，章太炎嘴巴很刁，骂的孙中山是狗血淋头，不少人都信了。
而且随着国内改革事业的进步，尤其是在1905年后许多东西全部上马，中央体制改革、地方自治的试点等等，这都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
1908年刘师培才不过24岁，放到现在研究生都还没毕业，年少思想上不坚定、有几次波折还是很能理解的，我个人比较认可他看到了清廷内部改革的希望，同时又看到了革命事业的不切实际，于是倾向于改良。
身为革命党“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投向清政府，向端方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正式宣布了投降。
我们如果仔细研读刘师培写给端方的“投名状”，不得不感叹这位青年思想底蕴之深厚，看问题之深远，这五条建议可谓是鞭辟入里，即便是今天读来也非常有借鉴意义。
我这里稍做一个概括陈述。
第一，建议朝廷恢复孟子以来的民本思想传统。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都是在主张“富国强兵”，造出多么牛逼强大的武器和军队，却将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边缘化了，改革的成果没有分享给绝大多数老百姓，导致老百姓离心离德，迟早会出问题。
第二，要抑制豪强。清末七十年将那些新生的绅商（民族资产阶级和传统地主）视为“民”的主体，他们的民意才是民意，可这些人假借地方自治的名头“舞弊犯科，武断乡曲，假公益之名，敛贫民之膏血”，这点也很重要。经过工业化的入侵，乡村的良绅大量涌入城市，导致乡村被土豪劣绅占据，致使绝大多数人生活的乡村其生存条件越来越差，如果不解决劣绅问题，就是不解决是蛋糕给谁分的问题，越改革，民生就会越来越凋敝。
第三，要做实质性的改革。这一点也很重要，后人批评清末新政就是在中央做各种官僚机构的加减法，名头改来改去，让人头晕眼花，但实际上还是原来那一套。经费越花越多，事情没做成几件，时间越长，民生越凋敝。
第四，要重视农业。既然说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民生，就应该切实的从农业方面入手，再加上中国以农立国，如果将大量的资源倾向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工业，那么老百姓的困苦和国家的凋敝更会日复一日，民国后来的财政危机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第五，“浇德不可长”。所谓的“浇德”是西方的道德，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即“醉心于功利之说，不以自利为讳言，只认生存竞争为天理，以致放肆恣睢，纵欲败度。”他并没有说要完全的恢复传统的道德，只不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崩坏，确实令人惋惜。在同一个时代，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是一个物欲横流的“镀金时代”，人人拜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崩碎，我想刘师培和马克吐温这时候想的也差不多。
总之，刘师培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又结合了革命思想，糅合现实给出这么五条策略是非常鞭辟入里的，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也是近现代第一批知识分子，基于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给朝廷提意见，具有很大的思想史上的意义。
现在想想端方可能也就当当奇文看看，是不会接受这些建议的。后来他把刘师培当做一个针对革命党的“侦探”，同时又给他了一份教职。1911年端方被四川新军所杀，刘师培也被俘，本该是处死的。但他那些老朋友章太炎、蔡元培却给他竭力求情，免了杀身之祸。
照理来说，当时有很多革命党人也是回到国内，进入了体制内，但革命的思想在他们的心中也算是种下了，直到有一天清政府彻底失去人心才爆发。可刘师培不知道怎么的，彻底的转向了保守主义。
1909年，刘师培写下了《秋怀》一诗歌，其中有“况我失路人”一句。以前许多专家觉得这刘师培是对反叛革命后悔，但如果看结合他人生的后半段，不免觉得这“更可能是对之前革命行为的悔悟”。
后来，刘师培成了“筹安六君子”之一，是复辟帝制的元凶；后来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校思想下，在北大担任教师，扛起了新文化运动中右翼保守主义的大旗。
这个曾经激烈的少年，如何落到千夫所指的地步？我想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和共情许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