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谓 说 诗 者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翻译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成语解释：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别人的心思。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1.这段话的出现有着较为复杂的话语背景。据称是孟子弟子的咸丘蒙问了孟子两个问题，一、道德最高的人，君不能以他为臣，父不能以他为子。舜做了王，尧带领诸侯北面而朝见他，他的父亲瞽瞍也北面而朝见他，舜见了父亲，有些局促不安，孔子说，这时，天下岌岌可危了。不知这事是否真实？孟子认为尧朝舜的事件是齐东野语，不足信。咸丘蒙又发难，拿出了《诗经•北山》中的句子（这可是真实的），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舜做了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瞽瞍为什么不是臣子？我想孟子此时肯定有些恼火，于是有了“是诗也，非是之谓也”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真实的事件，比如说《大雅•云汉》，不是讲周朝没有一个人留存下来了，而是“文”（夸张？）的手法。不要因为“文”而影响了对于真实事件的认识（不以文害辞）。 
2.孟子同时说，《小雅•北山》的意思是说诗人为王事尽力，别人作得少，自己作得多，因而不得事养父母，主旨不在于“普天之下”云云，不要因为这句话而影响了对于诗人情志（孝道）的认识（不以辞害志）。
成语出处：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成语解释：　　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别人的心思。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首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和辞的关系问题，二是文辞和情志的关系问题。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段话的出现有着较为复杂的话语背景。据称是孟子弟子的咸丘蒙问了孟子两个问题，一、道德最高的人，君不能以他为臣，父不能以他为子。舜做了王，尧带领诸侯北面而朝见他，他的父亲瞽瞍也北面而朝见他，舜见了父亲，有些局促不安，孔子说，这时，天下岌岌可危了。不知这事是否真实？孟子认为尧朝舜的事件是齐东野语，不足信。咸丘蒙又发难，拿出了《诗经•北山》中的句子（这可是真实的），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舜做了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瞽瞍为什么不是臣子？我想孟子此时肯定有些恼火，于是有了“是诗也，非是之谓也”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真实的事件，比如说《大雅•云汉》，不是讲周朝没有一个人留存下来了，而是“文”（夸张？）的手法。不要因为“文”而影响了对于真实事件的认识（不以文害辞）。孟子同时说，《小雅•北山》的意思是说诗人为王事尽力，别人作得少，自己作得多，因而不得事养父母，主旨不在于“普天之下”云云，不要因为这句话而影响了对于诗人情志（孝道）的认识（不以辞害志）。　　基于以上观念，孟子提出了解说诗的“以意逆志”说。李泽厚和刘纲纪认为：所谓“以意逆志”是指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假设对孟子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其中就涉及了三个文艺学指称的对象和一个完整的文学鉴赏过程：读者，作品，作者。但是，先秦蒙昧时期的思想家不可能具备如此严密的逻辑思路，有限的艺术文本和粗糙审美经验也不可能铸造出如此完满的艺术鉴赏构想。就《孟子》论诗来看，他的“以意逆志”，更多地是根据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和实时情景，采取穿凿附会的方式，来主观地解说《诗经》的。朱自清说：“他们却据‘思无邪’一义先给‘作诗人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这模型里‘以意逆志’，以诗证史，人情自然顾不到，结果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这就是汉儒的作法。所以，孟子的“以意逆志”的影响直接地体现在了《诗序》中，并由此而扩大到对于更多的文学作品的理解，因为评价标尺的规定，最终形成了作者的文学创作的共识，中国的纯文学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行路，一条“一脉微息”的行路。这个情况到了魏晋之后才有所改善，并且，其中和其后的种种征战用“惨烈”一词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