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兵凶战危”是儒、墨、道的立场？

1．“非攻”“反战”的基本态度。战争观念是先秦诸子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观念的差异决定了先秦诸子军事思想的不同面貌。而就先秦主要学派儒、墨、道、法诸家的战争观念看，其主要差异在于对人的价值与利的功用定位侧重点的不同。儒、道、墨三家立足于人的价值本位构筑其战争观念，法家则侧重于从功利的立场提出自己实用性的战争观理论。前者体现为对人本精神的崇尚，而后者则反映为对功利原则的执著。重视人本的结果，是使他们的战争观念呈示出强烈的“非战”和“反战”的色彩，“兵凶战危”成为其对待战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这是儒、墨、道三家战争观的共性所在。当然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切人角度和论述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儒家主要是基于“仁义”、“德治”的立场，对当时的战争予以否定性回答；道家则本于“天道”自然无为、厚生好德的理念，反对违背自然本性的战争活动；墨家侧重于价值尺度的衡量，在功利性的层面上，提出了“非攻”主张。以孔子、孟子、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都持“非战”的态度。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强调以礼乐治国，以仁德服人，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珍惜民力，节制剥削。站在这种人本主义的立场上，他合乎逻辑地否定和非议当时的战争。在他看来，当时频繁发生的战争，其性质大多属于非正义的一类，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孟子更是反对当时的战争，他处处拿自己的“仁政”原则对当时的战争现实进行衡量，结果是大失所望：“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于是对战争痛加抨击：“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赋也。君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于》）。荀子的态度虽较孟子稍为温和，但同样是本于仁义的原则来认识战争的意义认为“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荀子・仲尼》）。可见，先秦儒家是从人性与战争的对立冲突这一角度阐述“非战”立场的。道家对战争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老子》明确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三十一章》），它是“有为”（即妄为，无事生非），与“无为”相对立，违背自然本性。给民众生计造成严重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同时导致惨重的人员伤亡。“杀人者众”，违背天道厚生好德的本性，有百害而无一利。基于这样的认识，道家提倡“非战”，对战争采取远而避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即主张“以道佐人主”而反对“以兵强天下”。至于庄子否定一切战争（包括所谓的“义战”），就自不必说了。墨家学派战争观的核心内容是“非攻”理论。《墨子》一书对当时的战争多有抨击，无情贬斥，它认为从历史史实考察，战争是凶事，是灾祸：“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只有极少数国家得以幸存下来，这就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医治了一万人，而仅仅有几个人痊愈，这种医生绝不配称为良医。同样的道理，战争也绝非安定社会的正确途径，必须予以否定。再从现实状况考察，战争的危害性也显而易见，必须坚决反对。《墨子》指出一旦发动战争，久者数发，短者数月，国君无暇处理朝政，官吏无暇处理事务，农夫无暇耕耘，妇女无暇纺织，使得国家生产荒芜，人员的伤亡不可胜计，物质的损失不可胜计；这完全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断无可取！所以对战争活动应予以否定。儒、墨、道的“非战”“羞兵”思想从道德的层面看，有其不可忽略的积极内涵。具有批判社会现实，揭露战争弊端的合理一面，客观上表达了饱受兵燹灾难的广大民众渴望社会安宁的良好意愿，反映了这些学派追求和平、关注人道的努力。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自在规律来看，他们的观点又不无可针砭之处。的确，战争有残酷的一面，但有些战争却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仁政”、“兼爱”、“无为”合于人道、但却有时解决不了历史提出的问题。从人道的角度看，当时的战争不可取；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的战争又不可无。儒（墨、道诸家以“仁政”、“兼爱”、“无为”等原则否定当时的战争，这实际上也就使得自己的学说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2．“义战”的理想追求。儒、墨、道等学派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主张”非攻”“去战”；可是他们所面临的，却是战争频繁、杀戮惨重的痛苦现实，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回避战争，不得不重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目的论。儒家系统地提出了“义战”的理论，他们把战争区分为“义战”和“不义之战”两大类，肯定和歌颂“义战”，将其视为军事斗争的理想境界。所谓“义战”，按儒家的理解，就是拯民于水火之中，吊民伐罪，为实施仁政开辟道路。他们认为，这种性质的“义战”，在历史上曾有过：“尧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