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和庄子的“无为”有什么区别？

1、方向上的不同：
《老子》的无为从历史经验来，主要讲政治上怎样“无为而治”，无为的目的是为了“无不为”，“无不为”恰恰是最大的有为。
庄子主要讲人生上的无为。在上面所引的关于浑沌的寓言中，倏忽是很快的意思，暗指人为造作；浑沌是指混合不分的状态，暗喻自然无为。寓言通过倏与忽出自好心而做了坏事，来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反对把人的意志强加给天地万物。
2、目标不同：
《老子》讲的“无为”不是无所事事、消极懒惰，更不是装呆，而是试图通过无为达到天下大治。《老子》以“无为”思想要求统治者不要放纵自己的贪欲而压榨人民、役使人民，提醒社会成员之间也不能因自己的贪欲而你争我夺、损人利己，这样才能社会清净安宁。
在庄子看来，人与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的本性。庄子形象地说，牛马生来就长了四只脚，这就叫天然；而用绳索套住马头，拴住牛鼻子，这就叫人为。庄子要人们不要以人为去毁天然，不要以造作去损害性命，不要以有限之得去殉无穷之名。
然而，世人往往违背其本性，偏要认为造作，卖弄机巧聪明，迷恋繁文缛节，追求浮躁虚华，不仅使物的真性丧失了，而且也使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的本性丧失殆尽。
按照庄子的看法，道德、智慧、典章制度、财货、音乐、工艺等等构成人类文明生活内容的社会现象，都是对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破坏，都是对安宁的天下的扰乱。
因而，都是应当取缔的对象。庄子认为，无为的本质就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去除一切人为造作。
庄子的无为生当乱世，主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认为，无为才无害，无为才能免害，螳臂当车的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3、思想不同：
但是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政治上也有流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从阴谋权术的角度来改造《老子》无为思想。他说，统治者应该居于深宫之中，表面上清虚无为，实际上无所不为，臣下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韩非子看来，厉害的君主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这叫“居阴为阳”，主张统治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老百姓感到莫测高深、不胜恐惧。
在庄子的“无为”论里面，我们看到能动的、社会的“人”完全被寂静的、自然的“天”所吞没，荀子曾经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
但也应该看到，在庄子的时代，文明所带来的快乐享受，只会被统治者占有，而创造文明所需要付出的艰苦的体力和智力劳动，只能落在劳动者身上。
庄子憎恶这种现象，所以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用无为理论对之作了批判。而如果从更广阔的天人关系上看，现代社会人类以科学技术征服自然。
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庄子的无为思想对我们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为我们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扩展资料：
“无为而治”的光辉历史
老子的“无为”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被统治者用于治世，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就是有力的证明。
据史载，文帝犹有亲民近民之美、慈恕恭俭之德。以百姓之心为心，而与民休养生息。汉惠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车马和服饰，在刘邦为帝的基础上一点都没有增加，凡是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
有一次汉文帝想建造一座露台，找来工匠一计算，需要上百斤黄金。汉文帝说：“这相当于十户人家的产业，实在是太贵了”，就没有动工修建。每当有天灾人祸、边境不宁的时候，文帝就反思自己的道德心性，进行忏悔祈祷。
他废止了肉刑和诽谤朝廷的罪名，招贤纳谏。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
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文帝修建陵墓，殉葬品不用金、银、铜、锡，只用瓦器；没有高大坟茔，保持山川原貌。文帝的遗诏说：百姓只需服丧三天，不得禁止婚嫁、酒肉、祭祀诸事。后宫眷属，夫人以下的宫女全部都遣散安置回家。
汉文帝在治国方略中采取德信宽容，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
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废除了秘密监视，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当惠文帝听说祝祷官在祭祀的时候只为他祈求而不为百姓祈求时，他气愤地说：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昔日先王献祭从来不求自己的福份。今后祭祀上天，不得为我祈福。
文帝之子景帝继位之后，在窦太后的督责下，依然持守黄老学说规范心身而治国。当时人心纯朴，天下丰裕。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时，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此可见。
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以黄老学说治世而带来的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为“文景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尊崇老子的“无为”思想治理国家，创造了“大唐盛世”。一部《贞观政要》，记下了李世民尊天顺道、大治天下的宝贵经验。
有一次，魏征上奏李世民：“君王被神所器重，掌国中之大权，受到极天一般的尊崇，所以一定要居安思危，远离奢侈，以简朴为本。君臣无事，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引《老子》）。
何必劳神苦思，生很多事，管很多事，用尽聪明能事，却背离了无为之大道呢？”。李世民答曰：“真是好啊！我读你的奏章，通宵达旦，忘了疲倦。”(《贞观政要・君道》)
李世民问大臣王
无为，是《道德经》中的重要概念。其意为：道，就是严格按照自己的职责办事，职责范围以内的事，一定要做得恰到好处；职责范围以外的事，一概不做。后来演变为道教的信仰，无为成为道教徒对自然界的运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明道篇》有诗云：“自然之道本无为，若执无为便有为。得意忘言方了彻，泥形执象转昏迷。身心静定包天地，神气冲和会坎离。料想这些真妙诀，几人会得几人知。”《道德经》中有十二处提到无为。第三章称“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顺应自然，不妄为的意思。杜光庭称：“无为之理，其大矣哉。无为者，非谓引而不来，推而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并非不求有所作为，只是指凡事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而不要违反“天时、地性、人心”，凭主观愿望和想象行事。《庄子》则将无为推衍到帝王圣人的治世中，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矣”，不过帝王应该“以无为为常”，而臣下却是要“有为”的。“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另外，《庄子》又认为养神之道，贵在无为。《刻意》篇称“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纯粹 故宫 无为 康熙而不杂，静一而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