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人和

国古代有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知晓这句话的人不少，而明白这句话真正含义的人却未必多。这句由儒家“亚圣”孟子说出来话，与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有着深刻的，它关系着当代中国新文化能否真正扎根于民族传统的重要问题。从字面上讲，“人和”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同心同德、共御外侮的良好社会关系。从历史文化上讲 ，由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治国方略和“不知礼，无以立”的立国根基，孟子“君臣相对论”和“人和至上”论，到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所形成的实用主义传统，可以推知，“人和”就是社会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政通人和”与“民心向背”是相互的，分明是就社会因素而言的。“人和至上”论就是核心论，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和”、“人道”、“王道”，就是指方面。由此可见，十年“”期间的“挂帅”论，毕竟还是没能完全脱离中国儒家文化的范畴。其次，“地利”从字面上讲就是指地方上的种种便利，包括适于战争方面的地势、城池、险要等，适于工商贸易方面的道路交通、水力资源等，适于农业方面的日照、温度、水土、物产，等等。总之，就是由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而获得的种种便利。从历史文化上讲，由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思想，韩非子的“奖励耕战”的主张，到秦始皇帝国的大一统赖以建立的强大经济实力，可以推知，“地利”就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地利与财物是相互的，分明是就社会经济因素而言的。因此，“地利决定”论就是经济基础论，这是中国墨（法）家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地利”就对应于“地道”、“帝道”，特指经济方面。所谓“王霸之争”、“”等，就是指这种基于经济实力上的横行霸道和以势压人。《易传》曰：“地道卑而上行”。就是强调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古代广泛流传着“舜禹治水”的传说。从理性上说，“水”者，能生力、生物、生利也；“洪水”者，经济泛滥文艺象征也。因此，“治水”者，总是与“贤者善天下理财”的社会经济管理者形象相通的。实际上，“舜富甲天下”的古代文献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倘若一味执迷于“洪水”的表象认识，试问，今之人治服天下洪水灾害尚且如此艰难，古之人夏禹又有什么超级本领呢？所谓“愚昧”，不就是暗昧于“愚”（表象认识）吗？其三“天时”从字面上讲就是指社会所遭遇的种种福祸灾祥等，包括“天灾”即自然灾害、“人祸”即社会。从历史文化上讲，老子对“自然道德”的大力弘扬、庄子对“仁义礼智”的激烈抨击，到中国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在汉唐时代的辉煌实践，可以推知，“天时”就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体现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最高领导权。现当代的“文化”术语，一般包含着“理论”（指导思想）和“文艺”（宣传工具）两方面内容。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时”主要是针对“理论”而言的，对应于“天之道”、“自然之道”、“君子之道”、“天地之道”。古人所谓“屠龙之技”，就是从文化“理论”方面来说的。关于“文艺”方面，则对应于“鬼神之道”，包括文学、艺术、宗教、新闻、宣传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易传》曰：“天道亏而益谦”、“鬼神害盈而福谦”。显然，作为“天之道”的文化，与作为“鬼神之道”的文艺是有大不同的。这里使用的“文化”一词，特指理论方面，与现在“文艺”一词是有区别的。《老子》曰：“王（人）法地，地法王，天法道，道法自然”。应用现当代哲学术语讲，稳定总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总是以新文化建设为指导的，新文化建设总是以客观实践为标准的，客观实践总是以自然世界为依据的。显然，这也是符合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是不以人和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等基本原理的。由此可见，“天时”、“地利”、“人和”的现代含义，与文化（理论）、经济、的概念是对应一致的。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观，是根本违背主义基本原理的实用主义错误观点。可以说，十年“”期间的极左的“挂帅”的错误，正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不良反映。因此，“打倒孔家店”、“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任务还任重道远，伟大的五四精神还需要我们一代代地继续发扬下去！这就是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根本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