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的明代言官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明代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十分重视对监察机构与监察制度的建设。而在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应该说是最为完善的，由此形成的明代言官群体也十分独特。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但政治地位极为突出。这是因为，从朱元璋开始，明朝统治者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如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对明代的政治运作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统治者既然把特权赋予言官，也就会对言官的政治素质提出特别的要求。正如宋代司马光所言：“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由此可见，统治者对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质的要求是非常苛严的。从明代选用言官的情形看，以下几条是最基本的：一是“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二是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三是学识突出，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又能博涉古今。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甚至对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而明代的言官在政治舞台上也确实声名赫赫，在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做出过震撼人心的举动，尤以对皇帝的规谏最为突出。如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得知后即冒死声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由于言官对于皇帝的德行非常关注，那些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长期怠政的皇帝就经常遭到言官的批鳞谏诤，以致于皇帝也怕起言官来。如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为什么呢？他说：“我畏御史。”监督、制约朝廷重臣则是明代言官的主要职责，而从明代的历史看，几乎无一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的。最突出的史例是在严嵩专权乱政的20年间，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害，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明代政坛上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渐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宦官，经常受到来自言官的舆论制约和冲击。如在万历年间，神宗皇帝聚敛天下财富，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鱼肉地方，大批言官即纷起抗争，交章弹劾，言辞亢直激烈，不断给神宗皇帝施加压力。正是言官的努力，终于使皇帝与宦官的上述劣行得到遏制。此外，在明代，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发展经济、维护边防等方面，也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在明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而不少人也是在言官的职位上崭路头角。如人们熟知的刘基、夏言、于谦、王守仁、王世贞、郑晓、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职位上留下铮铮响名。当然，更有许多言官为忠贞职守而鞠躬尽瘁，留下了动人的事迹。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巡城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