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你好，关于你的疑问，答案是很显然的，因为人性，或者说清官是人，家人也是人，社会成员也是人。正因为都是人，哪怕再清廉的官员，也难以始终坚守清廉的本心。首先，弄清这句话的出处，这句话出自明 冯梦龙的《喻世明言》，所以，要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理解。
其次，正如开头所说，清官是人，就难以避免人的本性，比如唯亲是举，通俗点，就是偏袒家人亲人，会受到礼教伦理的束缚，不由自主的或者说不自觉的在古礼的裹挟下为更亲密的人开脱。再者，家人亲人也可能反过来利用礼，对清官进行道德绑架，阻碍正常公正的裁断。最后，就是社会的不信任。哪怕清官够清，能断家务事，别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清官是完全公正无私的，甚至会产生其他下作的想法。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难断”……

第一，内与外。从身份上讲，家的基础是人伦，争端也属于“自己人”的内部纠纷，而官员则是“外人”；从利益上讲，家是一个私密性很强的内群体，很多“家丑”不能对簿公堂，更不能公诸于众。所以，传统纠纷调解中，家族会本能性地排斥“外人”介入家庭事务。一旦官府介入，两类风险随之而生，一是程序公开会导致家族私密隐私外泄，给家族荣誉带来负面影响；二是一进公堂，不管是非曲直，当事人双方都得下跪磕头，家长还会遭遇官员的训斥，无疑是自取其辱。冯・古利克教授认为，当事人一践公庭，就下跪磕头甚至挨板子、被训斥，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可以有效防范民间滥诉、缠诉，节缩治理成本，减少治理风险。但如此施为，无形间却增加了家族、家庭的内部治理成本与未来风险，更让一个家族蒙受道德差评。为了维系基本人伦，保护家庭隐私，降低诉讼风险，传统中国一般采取两种措施，排除或限缩公权、公法介入家庭事务：一是将家庭纠纷中的民事纠纷如“田土细事”交由家族初级审判权审理裁断。费正清教授断言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民法，只有老百姓避之唯恐不及的刑法，显然是忽略了民事案件的内部自我消化与处分规则。二是将诸多涉刑案件设定为身告罪亦即自诉罪，非经当事人启动，官府不得介入、审理、裁断。此种设计无疑承认、强化了家庭、家族的自决权、自治权。第二，民与官。因为制度供给不足、信息不对称，证据开示制度不健全，加上官员的个人偏好和绝对的自由裁量权，家族纠纷进入公堂，当官理断，如果遭逢贪官、昏官，极有可能产生双方甚至整个家族都难以承受的高成本、高风险，这就是传统民间视为畏途的“官断十条路”。即便遭逢清官，风险一样存在。因为清官可能清廉明察，也能辨明是非对错，但他判决的依据只能是理和法。但家从来就不是一个讲理说法的地方，而是由爱心、包容组建起来的组织体，讲的是奉献、忍让、宽恕，而不是单纯的是非公道。唐代有个书生杨志坚，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可谈到挣钱养家，就一无所能，诗书满腹却家徒四壁。妻子受不得饥寒和冷眼，要求离婚。杨志坚写下了《送妻》诗，答应了妻子的离婚请求，但其中有两句却明显写出了心中的不平：“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划船的渔夫都知道划过幽暗的溪谷就能见到明朗的天光；我前妻却从不相信读书人有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那一天。杨志坚的妻子只知道家里今天缺柴米，明天缺油盐，想打个酱油都没一个铜板。于是拿着这首诗去找临川内史、大书法家颜真卿，诉请离婚。颜真卿看了这首诗，很感慨，也很愤慨，先是温言劝诫说，你老公有这样的诗才，哪会没钱没官，只是暂时明珠落尘，屈居下流。本意是要这女人放眼未来，看重夫妻情义，忍一忍就否极泰来。哪知道这女人求去心切，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小三轮上笑。大书法家忍无可忍，严词谴责一番。但夫妻情分强求不得，法律也不禁止女人提出离婚，只好判决两人离婚。第三，情与法。清官凭借的是法律，是惩恶扬善，但法律调控的仅仅是超越人性底线的行为，比如杀人劫财，比如虐待老人，而不是一般的性情不合甚至家务纠纷中的细枝末节、鸡零狗碎。比如婆婆公开刁难儿媳，儿媳私下诅咒婆婆，婆婆状告儿媳不孝，要官府治罪；丈夫谴责妻子不贤惠，夫妻怒目相向，对簿公堂，要一拍两散。这时候，如果官员大笔一挥，判处不孝大罪或判决离婚，那他就绝对是昏官而不是清官。因为他不知道，人家婆媳之间有剑拔弩张的时候，也有笑语对谈的可能；夫妻之间有大打出手的时候，但一夜和解更是常态。更重要的是，法律判决可以严惩儿媳不孝，可以分开一对“怨偶”，但最终撕裂的是人伦，毁掉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以牺牲婚姻、家庭来换取自己的清正明察，这不仅背离立法的宗旨，还很不人道。所以，古代官员对家庭纠纷慎之又慎，特别是对于夫妻离婚更奉行一个原则：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段婚！神明有没有，那是茫昧难明的事，要是毁婚破家，那就是败坏人伦，天地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