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存食去信？

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於有余，争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王充质疑这段孔子和弟子的对话，以管仲“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话作为依据来衡量，去食就是抽掉了知礼守信的基础，去掉了基础再来要求知礼守信，那就是不讲道理了。从王充的质疑中可以看出，在王充所处的东汉时期是把“民无信不立”作为“民（人）没有信用则不立”来理解的，正是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才有王充如此的质疑，而王充这样的理解，应该可以认为是当时的共识，否则王充应该还会列举其他的观点来质疑。2. 到了宋朝的朱熹那里解释变了，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是如此解释的：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程子曰：“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贡不能问，非圣人不能答也。”愚谓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也许朱熹是借鉴了王充的质疑，觉得这个矛盾绕不过去，但是又不能承认孔圣人的话里有根本性的错误，所以他得帮孔圣人打圆场，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饿死事小，失信是大的结论，是不是有点眼熟？大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来自同一个思想体系。3.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如下翻译：子贡问如何搞政治？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分,人民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哪个?”“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个,去哪一个?”“去掉粮食。用古以来，人都要死。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政府便维持不住。”李泽厚的最后一句结论看上去很合理，可是“民无信不立”无论如何翻译不出这个意思的。首先“不信”和“无信”是不一样的意思，其次，五个字的一句话里面怎么凭空多出一个主语来了呢？4.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作如下翻译：子贡问怎样去治理政事。孔子道：“充足粮食，充足军备，百姓对政府就有信心了。”子贡道：“如果迫于不得已，在粮食、军备和人民的信心三者之中一定要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道：“去掉军备。”子贡道：“如果迫于不得已，在粮食和人民的信心两者之中一定要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道：“去掉粮食。［没有粮食，不过死亡，但］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杨伯峻对这一段的前半段中与其他人的翻译有所不同，他把充足的粮食和军备作为百姓对政府有信心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前两者，就很难保证百姓对政府有信心，既然前两者是有信心的保证，那么可以放弃前两者而强调百姓对于政府信心的重要性不是就显得很多余吗？也很滑稽吗？5.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作如下解释：子贡问为政之道。先生说：“先求充足粮食，次乃讲究武备，民间自然信及此政府了。”子贡又问：“倘遇不得已，于此三者间，必去其一，则孰可先去呢？”先生说：“减去武备吧！”子贡又问：“倘遇不得已，于此二者间，再必去其一，则孰当先去呢？”先生说：“减去食粮吧！自古以来，人谁不死？若苟无信，则一群都不存在了。”钱穆的翻译前面和杨伯峻的意思一样，都是把足食、足兵作为民信任当政者的前提。而钱先生最后一句的翻译可以说是翻得我们一头雾水，人无信难道便会自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吗？以上五个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说是囊括了自古到今对这段文字的理解，虽然都知道孔子在强调“信”的重要性，但是在这段文字的理解和翻译上，都没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究其根源，症结在于以下两点：一、忽略了足食、足兵中的足字，“去食”也不是人为地去减少食物。二、最后十个字“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断句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