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理、国法、人情”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内涵

据说，山西平遥县城的县衙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衙之一。县衙分为大堂和二堂。大堂审理刑事案件，摆设着各种刑具，县太爷座位顶上偏后有一块匾，上书“明镜高悬”。二堂用来审理民事案件，陈设也简单，二堂里也有一块匾，上书“天理国法人情”，但与大堂不同的是，这块匾挂在县太爷座位的对面。 我感觉，二堂的这块匾里面包括了很多内容。 首先，大堂的“明镜高悬”匾挂在官员的头顶背后，面向天下，是给天下人看的，希望天下人相信自己如明镜般光明。县衙二堂上的“天理国法人情”匾挂在县太爷对面，是给县太爷审理民事案件、作出裁判时看的，它的作用可能在于时时提醒县太爷，该用什么样的标准裁断百姓之间的纠纷。 其次，中国古代也有西方所谓的“自然法”，中国的自然法就是“天理”。在古代人心目中，“天理”是最高的，是不能违背的。比如，国人将特别不能容忍的事情称作“伤天害理”、“天理不容”。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杨三姐告状》里，杨二姐被其丈夫下砒霜毒死，结果杨家就发生了一系列蹊跷的事情，人人担惊受怕。这个时候，有人就说，“我又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怕什么？”“天理”的内容很广，调整着古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相信“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说法。 第三，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国法”的地位要次于“天理”。在现在，依然如此。比如，不孝。婚姻法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但是，调整成年子女与年老父母日常关系的，主要不是婚姻法，而是所谓的“孝道”，“孝道”就是“天理”。在义愤杀人的场合，“国法”和“天理”的关系紧张到极点。杀人该偿命，这既是“天理”，也是“国法”。但是，为了清除恶霸而义愤杀人，符合“天理”但却是违反“国法”的。因此，义愤杀人者尤其是因此而铲除恶霸者，尽管是“国法”的囚犯，但却是“天理”的英雄。这就涉及到下面的问题。 第四，“国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天理”。中国传统文化里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用“国法”的眼光来衡量，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界定。这些梁山好汉，基本上都有偷盗、抢夺、抢劫、打架、伤人放火甚至杀人的记录，而且非法持有枪械，处处和合法政府作对。因此，如果依据“国法”，从个人来讲，恐怕都要有刑事责任的承担；就整体而言，那肯定就属于非法组织了。但是，为什么梁山好汉无论从个体还是整个组织，在中国百姓心目中一直具有至高无上的、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法律违背“天理”而缺少正当性，不具有法律的权威，当然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可见，在中国古人的理解中，“天理”是要高于“国法”的，“国法”要取得正当性，需要服从于“天理”。这也就是所谓“恶法非法”的道理。 第五，制定、适用“国法”时，要考虑“人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是能够很清楚地区分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天理”和“人情”也是一种规范。无论立法者还是适用法律的人，都需要既考虑“天理”，也考虑“人情”。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