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1、富国裕民：经济学的目标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即政治经济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目标是“富国”和“裕民”。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没有民众的富裕，“国富”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无论是富国还是裕民，皆有赖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即首先是把蛋糕做大。要想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就必须解决如下互有联系的两个问题，即什么是国民财富以及如何才能增加国民财富。前者涉及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问题，后者涉及的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原因。2、分工交换：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富国裕民，那么如何才能增进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途径之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过程的顺畅；二是增加劳动者人数，而这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适当的资本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坚持经济自由、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取消政府的不适当干预、让经济活动依其天然秩序运行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斯密认为，分工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促进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众的普遍富裕，这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的重要特征。有了分工，就会涉及交换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必须通过平等自愿互惠的市场交易，才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在斯密看来，只有以利己心为基础、以平等的交换行为为基础的表现形式的市场交换，才是能够保持持久的常态。3、“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的密码政府干预和管制的主张在重商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斯密以七章的篇幅对重商主义的学说和各种干预措施加以鞭。在抨击重商主义的过程中，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斯密认为，重商主义就其性质与实质来说，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是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最大阻碍。矫正和克服这种弊端的出路，在于实现真正的自由放任，确立“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对于自然自由制度的后果，斯密持有十分乐观的态度。在斯密看来，在自然自由的制度下，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自然自由制度和经济自由主义，是令“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效力的重要保障。4、适度提高工资：市场经济应有之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工资和利润的关系问题。斯密认为，适度提供工资水平利大于弊。劳动工资的提供是由于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而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又源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增进和资本的增进。因此，工资水平与国民财富的发展水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提高工资不仅同富国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是裕民的应有之意。
《国富论》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这本专著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专著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翻译家严复的《原富》。 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 　　《国富论》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国富论》一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