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和杨绛有什么矛盾

笔墨官司
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美国参观访问。在斯坦福大学时，钱钟书应邀参加了该校亚洲语文系的一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若愚教授、庄因教授等30多人。座谈会后，某报一位副刊编辑打电话采访庄因教授，请他谈谈对钱钟书美国之行的印象。
后来发表的《钱钟书印象》中说：“那天提问题的人很多，气氛可谓相当热烈，钱钟书也表现出很愿意答话的样子……在座谈会上也提到了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把冯友兰骂了一大顿……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在座有人问冯友兰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钱钟书却不愿指出姓名。”
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是不能同意钱钟书的说法的。1998年，宗璞撰文说：“说冯友兰先生‘文革’中出卖朋友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她要求杨绛向钱钟书问明究竟。杨绛很快也写了回应文章，否认钱钟书说过指责冯友兰的话。
这场笔墨官司，由钱钟书对冯友兰批评的话而引发。时间也已过去了多少年，当时钱钟书重病在床，冯友兰早已撒手人寰，两位当事人早已无法对证。最后，这场笔墨官司以涉事出版单位向宗璞的公开道歉而了结。
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冯友兰是钱钟书的老师，宗璞是杨绛的学生。这样错综复杂而又如此亲近的关系，为维护各自亲人的形象和声誉，在报刊上打起了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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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在其小说《东藏记》中描写了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夫妇尤甲仁、姚秋尔，说“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小说中还提到尤甲仁学贯中西，在中文系和外语系同时开课，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之事。如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作者似乎没打算给文中的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塑造一个好形象，语气讽刺。
《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宗璞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生活为写作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有人说宗璞在《东藏记》中描写的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就是以钱钟书、杨绛夫妇为原型的，就是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
钱钟书研究专家范叙仑说：“《东藏记》中写到家住‘刻薄巷’的尤甲仁、姚秋尔教授夫妇，我认为原型就是钱钟书和杨绛，因为钱先生很博学，以照片式的记忆力而著称，同时，他又很爱批评人，连他父亲都批评过。这些特点和尤甲仁很相似。”
曾在西南联大求学过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则认为：“《南渡记》、《东藏记》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像我的两位老师冯友兰、钱钟书，以及杨振宁等等。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些人物具体的对应关系。当然，小说中的形象不能和现实人物等同起来，但我不同意作者在书中对尤甲仁、姚秋尔夫妇的描写。”
虽然作家刻画人物时一般都会有个原型，但文学毕竟不同于史学，确实无法一口咬定尤甲仁、姚秋尔原型应是钱钟书、杨绛，也不能将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直接画等号，但钱钟书、杨绛夫妇确实与宗璞也是有过争执，甚至官司。
文人是非多。“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苯’，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意让人写下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
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杨绛与宗璞是1997年10月开始打这场笔墨官司的。这场笔墨官司由钱钟书对冯友兰的一句话而引发。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冯友兰是钱钟书的老师，宗璞是杨绛的学生。但为了给各自的亲人辩解，却在报刊上公开撰文打起了笔战，成了引起文坛轩然大波的一件事。
那是1979年4月16日至5月16日期间，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美国参观访问。在旧金山史丹佛大学时，钱钟书应邀参加了该校亚洲语文系的一场座谈会，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刘若愚教授、庄因教授三十余人。
座谈会后，约1979年6月初时，台湾《联合报》的副刊编辑丘彦明打电话采访庄因教授，请他谈谈对钱钟书美国之行的印象。并在6月5日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庄因口述、丘彦明记录的文章《钱钟书印象》：“那天提问题的人很多，气氛可说相当热烈，钱钟书也表现出很愿意答话的样子……座谈会中也提到了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把冯友兰骂了一大顿。
他说，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在座有人问冯友兰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钱钟书却不愿指出姓名。”
另外，在庄因先生亲笔写的《关于＜钱钟书印象＞的补充》一文中，有有关于冯友兰先生这样的记载：“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冯现在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人缘扫地。钱氏用英文说：Feng’s name is now stinking in Peking University，情绪颇为激动。”1985年，此文被影印收入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钱钟书传记资料》第一辑。
在1992年4月时，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孔庆茂先生写的《钱钟书传》，间接引用了庄因的文章说：“当座谈会上有人提到中国某哲学家的赫赫大名时，钱钟书说此人在文革中出卖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简直没有一点学人的骨气，也没有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钱钟书情绪颇为激动，他说他不愿提此人，他的正义感使在座的人十分敬佩。”
1998年，宗璞在《文学自由谈》第4期上发表《不得不说的话》一文，文中说：“说冯友兰先生‘文革’中出卖朋友‘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并要求杨绛向钱钟书问明究竟。杨绛很快也写了回应文章《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并发表于《新民晚报》和《文汇读书周报》，否认钱钟书说过指责冯友兰的话。
最后，据说这场笔墨官司以江苏文艺出版社向宗璞的公开道歉而基本了结。钱钟书究竟有没有说过指责冯友兰的话，也许会成了一个谜。但富有才情的钱钟书确实曾很是狂过，据说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给钱钟书起了个字叫“默存”，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为的是让他在言语上收敛一些，少惹些口舌之灾。
早在钱钟书清华本科毕业时，学校想留他继续读研究院，有人说钱钟书扬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不知此话当真不当真。还有人说“四人帮”横行时，一次有人来通知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说自己很忙，不去。
来人声明说是江青点名要钱钟书去的，钱钟书还是没买帐，回答如故说自己忙，硬是不肯去。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替钱钟书另找了一个好听一点的托词，想说钱钟书身体不适，钱钟书不给面子，说回答说自己身体很好，是很忙，所以不去。
他们之间发生了 “笔墨官司” 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美国参观访问。在斯坦福大学时，钱钟书应邀参加了该校亚洲语文系的一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若愚教授、庄因教授等30多人。座谈会后，某报一位副刊编辑打电话采访庄因教授，请他谈谈对钱钟书美国之行的印象。 后来，《钱钟书印象》中说：“那天提问题的人很多，气氛可谓相当热烈，钱钟书也表现出很愿意答话的样子……在座谈会上也提到了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把冯友兰骂了一大顿……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在座有人问冯友兰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钱钟书却不愿指出姓名。” 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是不同意钱钟书的说法的―― 1998年，宗璞撰文说：“说冯友兰先生‘文革’中出卖朋友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她要求杨绛向钱钟书问明究竟。杨绛很快也写了回应文章，否认钱钟书说过指责冯友兰的话。这场笔墨官司，由钱钟书对冯友兰批评的话而引发。时间也已过去了多少年，当时钱钟书重病在床，冯友兰早已撒手人寰，两位当事人早已无法对证。最后，这场笔墨官司以涉事出版单位向宗璞的公开道歉而了结。 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冯友兰是钱钟书的老师，宗璞是杨绛的学生。这样错综复杂而又如此亲近的关系，为维护各自亲人的形象和声誉，在报刊上打起了笔战。望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