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为人、思想

鲁迅的为人: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 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何以故？是时空的距离使鲁迅的形象在后人的眼里显得比近在眼 前或相距不远的当代人更为高大么？诚然，时间和空间愈贴近伟人的 人，是习焉不察地觉不出对象的巨大分量来的。此所以周海婴会嘟哝 着“这种爸爸，什么爸爸！”这绝不仅由于童稚的天真无知，直到近 来，我读周海婴回忆和论述他爸爸的文字，仍然看得出对他伟大的父 亲没有作当量的定位。这很难怪，他和伟人太贴近，太腻昵了。当隔 海遥望的日本作家左藤青夫尊鲁迅为“东洋第一大师”时，鲁迅近处 的似乎是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却贬斥鲁迅为“没落”、“朦胧与无知”， 不值一文。以上的例证是空间差距所导致的辨认上的分歧，远的正确， 近的迷误。不过，那些曾经讥薄鲁迅“朦胧与无知”的人，几年之后 又对鲁迅表示尊崇了，这似乎也体现了苦恼的时间差距。 但我所断定的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更高地评价鲁迅的理由不 在此。我所持的理由有二，分述如下： 其一，历时愈久，对鲁迅生前死后加之于他的污泥浊水，明枪暗 箭，不怀好意的抬举，有心的中伤和无意的曲解都将愈益黯淡失色。 人们所看到的将只是经过澄清了的历史长河的运行以及巨人在历史中 的伟岸风姿，他如何和历史气息相通，扮演着引涛疏流的光辉角色。 后代人不再有恩恩怨怨、爱爱仇仇，不会为各种因公的和因私的功利 之念所蔽。更重要的是，与鲁迅并世或相后先的伟人或准伟人，在时 过境迁之后也已形态毕露，他们给历史投下了什么，是非功过如何， 也得以和鲁迅作客观的比较了。那时的人不再有忌讳或顾虑，是什么 还他以什么，诚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比较之余，鲁迅 的形象当然出类拔萃地高大，不像今日之还有七嘴八舌了。 其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 一切震慑人群的事功都只是暂时的，战争杀伐，王朝兴废，乃至制度 更迭，受惠或受害只限于一时，数十年或数百年，只是无限时序中的 一瞬，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 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 或伊利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 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一些英雄攫 取了权力，主宰了世界，即使他们干的尽是好事，蒙益的也只是同代 人或延泽若干年，何况这类角色的负作用往往甚于其所产生的正面功 勋；有些所谓业迹还都是同伙人或党羽以及盲从者们鼓吹出来的虚美 之辞，还须经过后世的考验。惟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即罗曼・罗 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尤其因为， 那些以事功享名的人物不是一个人的能耐，都必须众人的参与，而且 他们在建成事功后必十百倍地取得报偿；只有“以心而伟大的英雄” 才是独立的创造，他们只有奉献，没有夺取，终生如鲁迅所说的吃草 挤奶。因此，历时越久，未来的人更能认知其伟大。 因此，历史终将证明，鲁迅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伟大，也 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伟人。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说，一个不 知道尊崇伟大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 长叹憾。郁达夫是看到了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污蔑和中伤的；而且 也看到他死后所得的评价，哪怕是肯定的评价也未能惬心贵当，故而 发出了如此的感慨。他不及看到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围绕着鲁迅的一 切，而且这一切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围绕着鲁迅而生发的一切公私恩 怨为历史所刷淡。到那时，对伟人的一切咒骂、中伤、曲解纷纷剥落， 成了伟人巨像下的尘埃，甚至累积成小丘，倒反而会化为这座像的自 然景观中的一点点缀，即使只能供游人践踏，总还不失是历史的沉渣。2. 鲁迅文学思想的爱国性与民族性法捷耶夫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墨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冯雪峰同志也曾说过，鲁迅的文学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学所培植的，但他的思想和作品又无不浸润着中国民族的长久传统，他用民主革命的理性光辉去照亮中国的传统文化。毛主席对鲁迅做了极为崇高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妗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将，他的爱国热忱、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对待中国文化遗产的态度，显示了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最可敬的一面，这二者在鲁迅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一、爱国主义思想是贯穿他著作的红线鲁迅从少年时代就充满了祖的热爱，正是这些热爱驱使他追求新的知识，探索传统文化。鲁迅起先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东渡日本去学医，后来受到刺激，决心弃医从文，他要用文艺唤醒人民。回国后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阶级大搏斗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透彻观察中国之现实，认识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搬掉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不可能解放。为此他写了一系列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伤逝》、《药》、《风波》、《铸剑》、《非攻》、《理水》等。这些作品中爱国主义思想到处可见。“狂人”是寻求正理、要求改革而被迫害成狂人的战士，他彻底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明史就是“吃人”史。《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巨大的历史内容，性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作品，它已被译成几十种外文，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无价之宝。阿Q是个不觉悟的农民，他身上最显著的就是“精神胜利法”，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并以此安慰自己。反动派依靠它来维护其思想上的统治，掩盖其现实中的失败，保护其并不存在的尊严。他们不仅用“精神胜利法”麻醉自己，同时也用它麻醉劳动人民，因此《阿Q正传》在当时不仅有重大的现实主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鲁迅的诗歌也同样洋溢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鲁迅的诗歌共六十二题七十九首。鲁迅用诗歌批判反动统治者，讴歌美好的将来，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歌颂工农红军。在诗歌中我们似乎看见一颗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心。二、鲁迅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鲁迅文学作品首先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艺术上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特性。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不仅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苦难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有的。”以上这些就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特征。鲁迅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与人民血肉相连，他深刻地了解民族的生活，历史及精神。鲁迅的文学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如《南腔北调集》，在主题的确定上，是遵奉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自觉地使自己的作品服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人物的塑造上侧重于表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揭露反动势力的凶残和丑恶，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在情节的提炼上，把矛盾和冲突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在细节的描写上，甚至小至阿Q的毡帽，也具有民族的特点。对反动势力的揭露，对灾难深重、酷爱自由和富于反抗斗争精神的中国人民的深厚同情，对人民的革命精神和觉悟的热切希望，在鲁迅的小说里是结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使得鲁迅的小说达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峰，而形成世界文学中独放异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派的作品，为世界革命文学宝库增添了艺术珍宝，并为世界革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