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制夷有哪些方式？

第一，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历史上，游牧部落的统一往往威胁到中原政权，所谓“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所以，利用矛盾，“以蛮夷攻蛮夷”，“使之人自为雄，各相为战”，相互削弱，不仅是一个重要军事战略，也是中原王朝在边疆经营上的一个重要政治策略。当然，这一战略在具体实施方面有种种不同情况，历史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强大的部落共同体或游牧帝国予以分化，以求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如隋朝曾面临突厥的严重威胁，但突厥各部之间矛盾复杂，所谓“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于是隋文帝杨坚就将利用突厥各部分裂的状况，采纳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在突厥各部落间施展阴谋，收买或威胁，大肆分化瓦解，从而在避免大规模用兵的情况下，成功地将突厥纳入朝贡体系。唐朝前期地缘政治的重点也是突厥汗国。在与突厥的斗争中，唐朝为了战胜对手，灵活运用地缘政治谋略，多次对其进行分化，先是结好于西突厥以制衡东突厥,然后利用东突厥内部民族成分复杂，各部之间矛盾重重的有利条件，对其进行分化。唐朝之所以在立国十年之内将当时的东亚霸主突厥一举击灭，唐太宗之奋发图强富国强兵固然不可忽略，但主要是利用了突厥的内乱和反突厥的诸族的力量。明朝则将预防游牧共同体的出现作为“分而治之”政策的主要内容。面对蒙古高原上崛起的瓦剌(又称漠西蒙古)、鞑靼(又称漠北蒙古或东蒙古)、及兀良哈三大势力，明朝并未将武力征服整个蒙古高原作为主要方式，而是重在破坏各部落之间的联盟以及任何一方统一蒙古各部的努力，从而使他们彼此对立，保持分裂状态，以便实现北部边疆的稳定，解除其对中原的威胁。
对边疆各民族政权进行分化,也是分而治之战略的主要内容。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地带可能同时存在多个民族政权或部落共同体，这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亲疏不一，因为边疆威胁具有连动效应，所以他们之间的结盟，往往造成中原王朝在战略上的被动，于是对其进行拉拢和分化，成为安定边疆的重要内容。比如，汉朝为“断匈奴之右臂”，解除主要对手匈奴的威胁，曾通西域以联盟乌孙；唐朝为集中精力解决突厥的威胁，曾联盟西突厥、薛延陀和吐谷浑，以孤立东突厥；宋朝为摆脱辽、西夏结盟所造成的被动困境，改变边疆经营上的守势，曾制定了“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结高丽起兵，欲图大辽”的战略方案。”当然这一策略如运用不当,往往适得其反，不仅不利于稳定边疆，而且还将导致边疆民族势力坐大，并引起内地政治局势的动荡。如唐朝为打击突厥和薛延陀，曾对回纥加以扶持并结为联盟，其平定“安史之乱”就得力于回纥强悍的骑兵，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盛世不再，回纥反成为势凌中央的边疆势力，给唐朝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唐朝无力解决内地藩镇割据的局面。宋朝虽制定并实施了西联羌人以掣肘西夏，东联高丽、渤海以牵制辽国的战略，但因这一战略本身的脆弱以及其他原因，不仅未能实现“会使匈奴失左肩”的宏图，而且由此发展而来的“联金灭辽”还直接导致了北宋的覆亡。此外，明朝对东北经营中，也有类似的教训。
第二，扶弱抑强，达到战略平衡。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中原王朝“以力服之”进行军事征伐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得不偿失，所以运用各种手段，扶此抑彼，“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让其互相牵制或限于内讧而互相削弱，从而达到战略平衡，以消除或缓解边疆危机和威胁，也是历代王朝“以夷制夷”的主要办法。为此，历代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往往扶弱抑强。如汉宣帝时，匈奴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一度分别受五个不同的单于领导，这就造成他们不能同心协力，汉朝则充分利用这一形势，纵横捭阖，扶弱抑强，促成其中之一的呼韩邪单于降汉，最终达到了安定北部边疆的目的。东汉政府为阻止南、北两个匈奴集团的重新联合，曾积极地对实力较弱的南匈奴予以政治支持、经济援助,承认其为匈奴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并在军事上协助南匈奴对付实力强大的北匈奴，从而使两个匈奴集团皆不能威胁到中原的安全。唐朝为对付西南强大的吐蕃，曾竭力扶持南诏抗衡吐蕃。唐德宗时，为因应南诏与吐蕃联盟后西南边疆频频告急的局面，宰相李泌又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联盟战略，即在北方联盟回纥、突厥，在南方利用与南诏的传统友好关系,拆散其与吐蕃的联盟，以断吐蕃之右臂。唐廷正是遵循这一战略，巧妙地协调各种反吐蕃力量，并利用南诏与吐蕃之间现实存在的紧张状态和日益尖锐的矛盾，执行了一系列争取南诏孤立吐蕃、削弱吐蕃的策略，终于使包括南诏在内的西南边疆各族背弃吐蕃，主动为唐朝戍守西南边疆，成为稳定唐朝西南边疆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以夷制夷”思想指导下，历代封建统治者还注意积极利用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对该民族进行管理，以达到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统治的目的。这实际上是贯彻“因俗而治”的治边方针，实行间接统治。当然，随着边疆地区的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联系的加强，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政策则逐步取代了“以夷治夷”的政策。
“以夷制夷”作为封建社会安定边疆的指导思想，实质上是一种以“弱边”求安边的治边思路，甚至是以“乱夷”而求“安华”，缺乏积极经营边疆的精神，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对边疆民族施展阴谋，拉一方打一方、分而治之等做法，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而在边疆民族中笼络上层、依靠上层等做法，显然忽视了广大边疆民族群众的存在和他们的利益要求，因而没有找到边疆经营的真正重心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