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句

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几临绝境。元丰三年，由徐州太守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是以罪人身份交给地方官严加看管。在黄州的第三个春天，一日，东坡与朋友郊游，归途中，忽遇大雨，雨具未带，众人慌忙四处奔走躲雨，唯独东坡依然顾我。手扶竹仗，脚蹬草鞋，一边长吟，一边雨中漫步，似乎大雨不是淋在我东坡身上；一会儿，风吹云散，雨过天晴，于是就有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起起落落，荣辱成败，莫不是一阵风雨一阵晴。面对变幻莫测的人生，弹冠相庆也好，唉声叹气也罢，都不能改变即成的事实，何不轻带蓑衣，随遇而安，我心安处，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不同于东坡自己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前者心中已无恨怨，已无荣辱，心自释然，当下就是最好；后者却心中仍有怨恨，仍有荣辱，总想遁世而去，而这世，却是遁不去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也不同于范仲淹的“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后者仍有宠辱在心，斤斤计较；前者已无宠辱，已无得失，我心自安。“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与白居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谪居浔阳时）感觉相似，“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心中没有荣辱，时时恬然，处处自安。“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与韩愈被贬潮州时的感觉接近。韩愈因反对奉迎佛骨，上《论佛骨表》，致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得朝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韩愈以53岁的年龄，将死之身，来到“蛮夷之地，瘴气四溢”的岭南潮州，在任八个月时间里，已无荣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带领当地百姓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使蛮夷之地的潮州渐渐开化。“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与其好友王巩歌伎柔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颇神似。元丰六年，因受自己“乌台诗案”牵连而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的好友王巩自岭南还，苏轼发现王虽遭此一贬，非便没有通常谪官那种仓皇落魄的容貌，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性情更为豁达，不由疑惑，王遂唤出柔奴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从此，东坡无论遇到什么环境，都能以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的心态泰然处之。后知杭州，兴修水利，“苏堤”就是他的功绩；后又贬岭南惠州，“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后又贬儋州（今海南，在当时，贬此地属仅次于死罪的惩罚），东坡都能随遇而安，乐观面对。“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曾国藩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就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积极达观的，不是消极避世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然做了撞钟的和尚，那就将钟撞得钟音洪亮，远近皆闻。人一生下来，就有走的那一天，不能因为始终要走，就得过且过；享受人生的每一刻，顺境逆境，顺流逆流，各有不同的风景，“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付出努力，品味过程。“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无论风雨也好，晴空也罢，在我看来，都是艳阳当空，春风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