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史是个什么官？为什么被民间称为“四爷”呢？

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
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
五十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
七品堂堂考得，八字衙门开得；
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上面一首“十字令”，是描写典史擅作威福的，出自于《归田琐记》一书中，作者是曾经在清朝道光年间，担任过广西巡抚、江苏巡抚的梁章钜。
梁章钜由于身处高位，对典史作威作福的描写，虽然很形象很生动，但在细节上还是过于概括。还不如看看那些担任典史的人，是怎么自己来现身说法的吧。
根据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的记载，说的是在四川的许多县衙里，县令手下的那些典史等衙门差役，最喜欢办理的案件是盗窃案，因为办理这这一类案件，有一个所谓的“贼开花”办案套路：
这些典史们会利用办案之机，唆使那些被当场抓住的小偷，在被盗失主的左邻右舍中，指认那些很有钱财的但是没有势力背景的人家，诬陷这些人家窝藏小偷的赃款赃物，以破案追赃为名，把这些人家的当家人抓起来。如果没有抓住所谓的小偷也好办，就以有窝藏小偷赃款赃物的嫌疑为名，直接就将这些无权无势的富人关押起来。
这些富人家明明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但为了解救亲人，不得不破财免灾拿钱赎人。当典史们拿到钱后，就会把这些关押的富人们一一的放了出来，并且当众宣布他们没有犯窝藏罪。
这种一家被贼偷数家被牵连的现象，被老百姓称为“贼开花”。
这其中有一个典史，为了显示自己的这种功绩，甚至洋洋自得的写了一副“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的对联，竟然堂而皇之的悬挂在办案的公堂上。
当然也有典史对此并不认同，马叙伦在《石屋余渖》一书中，曾经说到了这么一件事：他的外祖父邹蓉阁，在江苏省松江府金山县当典史时，在办公室里挂了一副自己手写的“三间东倒西坍屋，一个芝麻绿豆官”对联，以此描写典史的窘境和落魄。
那么在实际生活中，担任典史的人究竟是如何表现的呢？
在《清稗类钞》中，有一则“杨某就食于人”的故事：“河南渑池县典史杨某之在任也，不挈眷，不举火，终日就食于富商。闻继任者至，匿不见，惧交卸也。知县某不获已，签拘之，乃得，迫令交印焉。”
作者徐珂通过白描的手法，用四格画的表现形式，描绘了一个杨姓典史人生经历中非常滑稽有趣的片段：
画面一：这个杨某人在河南渑池县当典史期间，由于没有携带家眷，所以就没有在居住地开火烧饭，他平时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当地一个富户人家白吃白喝的。
画面二：有一天，这个杨某人听说有一个继任者，要来接替他的消息后，就携带着典史的官印，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不愿意同这个继任者见面，办理典史工作的交接。
画面三：渑池县的知县，在知道这个杨某人死活不愿意出来的情况后，不得不从渑池县正堂的签筒中，拔出一根拘捕人犯的火签，交给了这个典史的继任者，命令这个典史继任者，把这个在任典史杨某人火速的拘捕过来。
画面四：这个本来是履行一直抓别人职务的典史杨某人，就这样的被现在这个典史继任者，从藏匿之地火速抓来以后，不得不在渑池县县衙的公堂上，在渑池县知县的见证下，乖乖的向这个继任者移交了典史的官方大印。
明朝人江东伟在《芙蓉镜寓言》一书中，记录了曾经在当朝的英宗皇帝期间，做过兵部尚书的石璞的一件往事：
石璞有一个同族的家乡人，在外省的某一个县里担任典史。
有一天，石璞听说这个人落职回到了家乡，就到他家里去安慰安慰他。
谁知刚走进这家人的家门口，石璞整个人就被彻底的震撼住了，只见客堂的案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多件光芒耀眼的金银物件。
石璞满心好奇的询问道“老弟，你做了几年的典史啊？”
这个人闷闷不乐地回答说：“做了三年不到的典史。”
《芙蓉镜寓言》的原文是：“未满考也。”
所谓的满考是指古代的官吏考核制度，规定官吏任期满三年后，就要进行考课也就是政绩考核，然后根据考课结果，实施升降奖惩。该制度始源于尧舜时代，根据《尚书舜典》的记载，帝舜首先提出了“三载考绩”的做法，从此以后就形成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朝代。
因此该典史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根据他一年只有三十两官俸银的合法收入，如果不是贪赃枉法，根本就不可能获取十多件的金银物件。
石璞听到他的回答后，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些金银物件来路不正。只是很不解这个人，面对如此多的不法收入，为什么不继续作典史了呢？于是再次问道：“那你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这个人一脸恨恨的回答说：“哎呀！不瞒你说，不是我不干，而是那些曾经被我管理过的刁民们，为了报复我，就向上司诬告我贪赃枉法，所以我就被上司撤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