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衙门断案有“四救四不救”原则，哪一条最让百姓...

清代的司法制度规定，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必须要按级审理，即民人所在地为县就要到县衙递交状子，不能越级到府或是省。否则，即便是有理也要按僭越之罪接受处罚。因此，州县衙门成了第一级司法受理机构，与百姓接触最多。
因此，州县基层官员就握有很大的司法权力，各级官员办案也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其中影响最广的便是“四救四不救”。那何谓“四救四不救”呢？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就讲述了刑名师爷们心口相传的办案“四救”口诀，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
“救生不救死”，意思是死去的人已经不可复生，而负责审理的人将活着的人杀了抵命，便会多出一条人命。所以要想尽办法用较轻的律法来判处他，比如原是斩立决的可以判为斩监侯，以此来减少所谓的“罪孽”。至于死者是否蒙冤，就不用过多考虑了。
“救官不救民”，这就比较好理解了，封建时代官官相护是官场的生存法则，百姓和官员闹到公堂之上，审案之人必救官员不救百姓。如果百姓不服从判决，向上级控告甚至到京城告御状，这时就更要救官了。道理很简单，一旦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那么，所有涉案的官员将会受到牵连，福祸不可测。相反，上告的百姓如果得不到申张，最重也不过是得个充军流放的罪名。
“救大不救小”，这是官员之间犯罪适用的法则，是指官员犯了罪，宁救大官不救小官。因为同样的罪，如果罪行由上一级官员承担，其受到的惩罚就越重，而且受牵连的人也会越多，如果把罪责都推给低级的官员，那么结案也更为容易，至于小官有没有冤屈，就由不得他了。
“救旧不救新”，是说旧任官已经离任，他如果有案子未结或是落下亏空，把他扣留下来恐怕也不能偿还或者结案；而新官刚上任，要他承担责任，他会勉强接受，至于新官任满后，也将由下一任官员承担过失。这一条其实也是为了所有官员着想，是不可违背的潜规则。
对于百姓来说，后两条没有利益关系。而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民不与官斗也是由来已久的习俗，民告官发生的概率基本也不大。唯独“救生不救死”这一条有违常理，百姓也最为痛恨。杀人偿命是最基本的常识，如果遇害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官府和朝廷的威信就不能维持。
对此，清代历代皇帝都有相关的旨意严令地方不得“救生不救死”。道光二十七年，即将赴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谢恩时，道光帝就叮嘱他不要听信“救生不救死”的说法，曰：“汝到任时，要自拿主意，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彼何等学识，不过以积德行好之说劝人，不知死者含冤，凶徒漏网，这才是真正造孽呢！”
有清一代“救生不救死”对司法审判有着很大的影响。按例，每年秋审时，各省都要按照刑部的要求，将重犯分为情实（秋审时处死）、缓决（缓期执行）、可矜（指情有可原）、留养承祀（独生子父母健在犯死罪不处死）四种类型。
不过，各省上报的重犯中，真正被判为情实的很少，即便是罪不可赦之人往往也会归入缓决一类。这么做，实际上并不是各省督抚都有爱民之心，更不会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想法，而是另有原因。
因为清代有规定，各级官员在审理案件时，轻罪重判的处分要远远大过重罪轻判。照例，刑部执掌天下刑狱，会对地方上报的审判案件再次审核认定，一旦发现有轻罪重判的例子，只要有一例便会受到处分；而重罪轻判则不同，五例才会受到处分。正是因为如此，各省督抚才会奉行“救生不救死”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