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知人・识人・交人・用人？

只有知人才能识人，只有识人才能用人。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往往是收拢人心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因为只有收拢人心，才能用人。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朋友之交，应是宁缺勿滥。至于对手之交，更应知彼知己。
试看雄才大略的清世宗皇太极是怎样收拢汉族人材的。
明朝著名的将领洪承畴与清兵作战，兵败被俘。皇太极打算留下洪承畴为己效力，便派范文程去劝洪承畴投降。洪承畴当时正在跺脚大骂，范文程心平气和地与他交谈，内容涉及古今之事。
房梁上的尘土偶然落下，沾到了洪承畴的衣服上，他用手掸去了灰尘。范文胜回去将此情告诉了皇太极，他说：“洪承畴肯定不会求死，连衣服尚且那么珍惜，更何况他的性命呢?”
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解下了自己身穿的貂皮大衣给洪承畴穿上说：“先生是否觉得不那么冷了?”洪承畴瞠目而视许久，叹息道：“这真是老天选定的明主啊!”于是叩头请求接受他投降。皇太极非常高兴，当天赏赐不计其数，而且还设置酒宴，摆上戏台，将领们有的对此很不高兴，说：“皇上待洪承畴也太好了!”皇太极劝他们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是为了什么呢?”
将领们答道：“那谁不知，是为了入主中原!”皇太极听后笑道：“这就譬如行路，我们都是盲人，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向导。我怎能不高兴呢?”
皇太极此论可谓高明之极矣!范文程是汉族的大学者，是一位极有见识之人，洪承畴更是明朝的大官，总督蓟辽军略，学识也有过人之处。这两人为清人人关，尤其在制订统治方略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满清政府若无像范文程这样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帮助制订策略，用皇太极的话说，就是“领路人”，想长期立足中原，是很难想象的。
能够知人，对于治理好朝政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宋真宗时期的王旦是个很有知人之明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实际上成了皇帝的顾问。《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可谓是古往今来战争经验的精萃总结。
“知彼”的情形是十分复杂的，包括对对方的将帅、士气、作战能力、所处形势等所有方面的综合了解。如果说“知彼”难的话，“知己”就更难，所谓“当局者迷”，人们往往很难对自己做出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如果真正能做到对敌我双方有深入正确的了解和评价，那就无往而不胜。
但在“知彼”的诸多方面中，了解彼方主帅的性格、谋略、为人、心态、志向等因素恐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如果吃透了对方将帅，那就掌握了主动权。哪怕己方不如对方，只要能把握住对方，也不致于大败，这就是所谓的“惹不起，躲得起”。
“管鲍之交”，历来被传为佳话，几乎尽人皆知。说的是管仲年轻的时候经常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牙深知他是个贤能之人，对于管仲的“贪”和“畏”，鲍叔牙都能给予充分的理解，知道管仲是出于赡养父母才这样做的。后来，鲍叔牙又极力劝谏桓公让管仲当国相，终于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场相知，管仲才成为一代先贤，鲍叔牙也名垂千古。
如果没有知人之明，那就会危险四伏，就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行。越是高层就越是如此。俗话说的好，“无情最是帝王家”。正所谓“高处不胜寒”。楚成王立嗣的事很有意思，他无知人之明，又不听臣下的意见，所以有缢死之难，而商臣的老师却十分了解他的学生，促成了弑父之乱。
鲁文公元年（公元前626年），楚王起初打算立商臣做太子，特地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君王您的年纪还不大，而且又有许多内宠。如果立了商臣做太子，以后再加以废黜，就会产生祸乱。楚国立太子，常常选择年纪小的。而且商臣这个人，眼睛像故蜂，声音像豺狼，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不能立他做太子。”楚王没有听从子上的意见，仍旧立了商臣做太子。不久以后，又想立公子职做太子而废黜商臣。
商臣听到了这个消息，但还没有弄清楚，于是请教他的老师潘崇说：“怎样才能弄清楚这个消息的真假呢?”潘崇说：“你设宴招待姑姑而故意装作不尊敬她。”商臣听从了潘崇的建议，并故意侮辱她，他的姑姑发怒说：“啊!你这个贱东西!无怪君王要杀掉你而立职做太子了。”
商臣告诉潘崇说：“君王要废黜我是确实的了。”潘崇说：“你能侍奉公子职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又问道：“你能逃亡出国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接着问他：“你能够办大事吗?”商臣回答说：“能。”
冬十月，商臣率领宫中的警卫等围攻成王。成王请求吃了熊掌以后去死，商臣没有答应成王的请求。十八日，楚成王上吊而死，谥号为“灵”，但成王死不闭目，谥为“成”，才闭上了眼睛。
楚穆王即位后，把他做太子时的房屋财产赐给潘崇，让他做太师，并且封他为掌管宫中警卫军的长官。
潘崇对商臣真是了如指掌，在他的直接策划下，使商臣登上了楚王的宝座。实际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即使有知人之明，在很多情况下又是无能为力的。有一种政治预测，不是为某一具体的事物考虑，而是高瞻远瞩，为未来做好准备。也许，这种准备一时还看不出效果，甚至会有负面反应，但对将来，却意义重大。
据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是用政治来解释战争：那么，如果要用战争来解释政治呢?政治就是战争的和平形式。原来，政治与战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而战争则是流血的政治。把政治的某些方面划人兵家，是有其内在的根据的。
中国自古就有许多政治预言家。
这些人，好像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似的，实际上，他们也是平凡普通的，只不过善于根据社会形势、人事去分析得失成败以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展罢了。所以，高瞻远瞩就成了统治者必不可少的素质，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中国在政治预测方面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但这种预测又无一定之规，总是根据具体的世事变化而变化。总起来看，不外乎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人事转化三个方面人手。
在《三国志》中有一篇著名的“隆中对”，是诸葛亮在隆中回答刘备有关天下大势的咨询的。在这席冠绝千古的谈话中，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而其后的形势也正是根据他的预测发展的，诸葛亮可谓是一位“国际形势预言家”了。但细看这篇“隆中对”，就可看出，诸葛亮并无什么特异之术，他绝非靠能掐会算来预测出天下大势，而是完全依据于对现实形势、人事的准确全面的了解和细致周密的分析而做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旦出了隆中，就尽心尽力地辅佐刘备，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靠了他的努力，刘备才得以与曹操、孙权抗衡而三分天下。看来，要想做一个政治预测家，不能以隔岸观火的悠闲态度来对待世事，有时还需要积极地参与和投入，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讲，那就不仅是政治预言家，还是政治活动家了。
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深有谋略。称帝后，他实行了一系列加深封建化的措施，为推翻明朝和建立大清帝国奠定了基础。其中，皇太极礼贤下士，善于利用汉族知识分子，是其成功的重要策略之一。然而，其后的乾隆帝又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命人编写《贰臣传》，将投降清朝的汉族大官一百二十五人列出，不入国史，其中就有洪承畴。如此看来，即使别人再礼贤下士，也不能大节有亏。
对于政治和战争来讲，知人善任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百智之首，知人为上；百谋之尊，知时为先；预知成败，功业可立。这是成功乃至成为帝王的必要条件。
所谓知人，就是善于了解人，有识人之明；所谓知时，就是善于洞察世事，能够掌握做出决断的条件；所谓知成败，就是能够根据上述两个方面。对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状况做出预测，并同时为取得最好的结果而积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