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文以载道"的意思

文以载道--浅谈近代翻译中的政治目的翻译文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两度辉煌.一次是以汉魏时期的佛经翻译为启端,促生了变文,弹词等说唱文学,对唐人传奇,宋话本乃至明清说部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第二次是晚清民初时期,在以西学东渐为思想主流的中西文化碰撞交汇过程中,产生了近代翻译文学,对新学的生成和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晚清民初的翻译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学干预政治,把政治目的寄托于文学审美当中.那时候翻译的目的在于输入文明,借鉴思想,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本文将就这个特点做一简单的叙述.阐述这一时期翻译中的政治取向,及在译作中的具体反映.一,时代背景 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大规模介绍和翻译异域文学作品是在鸦片战争尤其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铜关铁锁,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诚如谭嗣同在写给他的老师的《上欧阳中鸪书》中所说的那样: “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这种悲痛欲绝的心情正是当时所有富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心态.所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二,翻译的趋势在认识四方,振兴中华的思想引导下,大量的异域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1897年,梁启超在 《论译书》中说: “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翻译外国文学被视为具有政治改革之功能。1900年林殊就写道: “欲开民智，必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1902年周桂笙在他编订的《新庵谐译初编》中，说明翻译的宗旨在 “觉世目庸民”、 “开智启慧”。后来鲁迅亦说：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据统计，1875-1911年间，翻译小说多达六百多种，而1906-1908这三年为晚清翻译小说出版的高峰，分别为110种、126种和97种，大致是创作小说的两倍。翻译小说气势之盛，甚至有创作冒充译作出版.本文仅以《新青年》 为例,概述这段时期翻译的整体趋势.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中，翻译占总字数的24%；而在翻译作品中，文学作品的份量又占了一半以上。进一步统计翻译作品在各卷中的比例，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关系便一目了然。图1表明，《新青年》翻译外国著作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第四卷（1918年1月至6月），翻译作品中文学类达89%左右。第二个高峰在第八卷（1920年9月至1921年4月），翻译量超过全部文章字数的一半，其中文学类只有23%，而政治类和社会类则占了73%左右。显然这两个高峰的存在表明了翻译对政治思想革命的重要影响。三,翻译中的具体体现1,翻译对象的选择 从自主选择翻译的对象开始,译者的主观意图就已经开始对翻译做出影响了. 隋唐的翻译佛经对中国近千年的政治文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五四豫东前后开始介绍马列主义,对我国政治的影响更是深远. 而清朝末年翻译的目的则是在于输入文明或借鉴其思想,文学意识薄弱. 从总体上看,名著不到翻译小说的10%,而90%以上的译作是属于二三流乃至三四流作家的作品.均是为了唤醒沉睡中的国人,使其感动奋发,以西国少年豪杰和巾帼英雄为榜样,振兴国势,再造中华.而其中以小说为最.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但今天我们称之为文学的小说和戏剧之类，在中国向来地位低微，是 “君子弗为”的小道。直到晚清，小说的地位才得以提高。知识份子重视小说的原因正是看到文学可以改变人的精神，以推动政治变革。1872年问世的《昕夕闲谈》，是晚清最早的翻译小说之一，译者在1904年改定版中称他的目的在灌输民主思想。甲午翌年，英国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万国公报》上宣称:“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梁启超更提出 “小说界革命”，他说：“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梁启超眼中的小说，功能在教愚民、开民智，小说并非只是一中文学体裁，更是政治改革的工具。1898年，梁启超撰《译印政治小说序》，曰：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梁启超把小说誉为 “国民之魂”，后来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更视小说为 “文学最上乘”者。小说经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强调颂扬，已不再是以往九流不入的小道，而成为改造民众心灵的利器，以至于1902-1917年间以《小说》为名的杂志有二十九种之多。2,承袭中国传统小说的程式和故套既然这段时期翻译的目的是启发民智,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最广大范围内的群众接受这种思想的启蒙.因此,为了更容易让中国普通大众接受,这时期的译者有意将外国小说翻译成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在小说里面分章标回,并且用足了 “看官”, “闲话休提” “且看下回分解”等老套.例如在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中就有这样的话语:“第四回 乘骇浪破舟登沙砾,探地形勇士走长途.看官那第二回讲的是武安独自凫水上岸……闲话休提,看官该记得……”3,任意删改原文当时翻译的功能在于启发民众,翻译具有操纵性.许多译者对原文任意删节,改译.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译者大段大段地将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人物心里描写删掉,所译的只是作品的故事情节.还有将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称谓乃至典故都改译成中国式.正向梁启超《红粉劫》的评语中写道: “中外风俗不同,习惯个别.译笔最忌率直鄙意.以为应取长弃段,译其意不必译其词.此不仅因风俗习惯之关系.即读者心里亦异.如彼邦人士所可笑者,中国人未必以为可笑,彼邦人士所有味者,中国人未必以为有味.凡曾读过外国文者,类能体此意也. 红粉劫所译地名,人名,皆用中国习见之字眼,可省读者许多脑力.此非失真.小说重观目,不用名次也.”为了思想启蒙和政治宣传的需要, 译者把作品中的主题, 结构,人物都进行了一番改造,这样的译作必定与原作相比大异其貌.比如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两年的假日》(译为《十五小豪杰》),英国人由法文译成英文时,在英译的自序中云: “用英人体裁,译意不译词,惟自信于原文无毫厘之误.” 日本森田思轩由英文译为日文时又说: “易以日本之格调,然丝毫不失原意.” 梁启超再由日文译成中文时则又说: “今吾此译,又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然自信不负森田.”总之,译者的目的就是启迪民智,输入文明,所谓 “吸引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因此 “灵魂”以外的东西也就不计较太多了.4,站出来的译者做到上面这样译者们还不满足,还经常按捺不住心中彭湃,直接站出来.他们以中国话本中说书人的身份,在翻译作品中发表评论.下面仅举几例以观其一斑.比如在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中就有: “学生放假时,不作别的游戏,却启航海思想.此可见泰西少年活泼进取气概.英国人最贵自由,此全球所共知也.而其在学校中幼年生服侍长年生,若厮养然.吾初游美洲,澳洲各学校,见此风气,心颇怪之.殊不知自由与服从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反相成也.最富于自由性质者莫英人,若最富于服从性质者亦盎格鲁撒逊人种.所以独步于世界皆此之由也.近世后生小子或耳食一二自由平等之理论,辙放恣无复纪律.是安得为真自由哉. 盎格鲁撒逊人凡于各团体中无论大国小国皆听其自治,如一学校.其中规模殆与一国无异.长年生与幼年生,即治者与被治者之两阶级也.而长年生既享有受服侍之权利,即有应尽其保护幼者之义务.权利与义务一一分明,及其出学校而任国事亦若是则已耳.英国之学校无一而非实务教育,即此可见其概.” 在商务印书馆译的日本渡边氏的《世界一周》的正文前面也插入了译者这样的评论: “译者道: 我们中国人别的好处却甚多,若论起冒险精神一层,却较西人差还远了.第一是怕死, 第二是无远志.有了此两种故疾,所以数千年来所有大角色,也只能在自己国度全套中跳跳舞舞,却不能长枪大戟到海外穷荒之地撑起一番大事业,倒把身命看轻了.我们中国人开口便说什么富贵寿考,什么长命百岁.临断气时还要问有无儿子送终.这般人的意见是总要把这一副无用的骨头装在值七八十园的棺材里,便是算有福气了.便是那死的人一生庸碌也不要管他了.若是有能替国家做一番大事业,或被人刺死或粉身碎骨如文天祥史可法一流人,他何尝不倾倒惊服.然到底总说他不是享福人.可见那一种舍不得老骨头的脾气是天生不变的.这种人你说还能指望他做事嘛?这是一层.还有一层是无远志.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是最重乡情的,最重家族的.这却是他的特性.不可一概抹杀.近来,新党最喜欢教人破坏家族,作者是不肯轻易赞成的.但那一种畏思积习却是进化的阻碍.譬如一家之中或有一人远行,那父母妻子便哭哭啼啼跟在背后,好像从此不能见面一样.问其行踪却不过一二日路程,这启不可笑嘛.若听说要出洋离中国,有二三十日路程,便一定要哭死了.我们一般都是中国人,将来都是要替国家出力的.若犯了此病,就读了一辈子的书,也不过如红楼梦宝玉所谓庸碌罢了.我看今日中国社会却大半染此通病,老死在穷乡僻巷中,一卷新书也没有见过,一张报纸也没有读过,还自己高自位置批评这个邪说,那个荒谬,启不是夏虫语冰么.……你看欧美各国个个在海外开辟殖民地,我们中国自古止有受外族欺侮的分儿,哪有功夫去开辟新地.这启不是历史地耻辱嘛?现在中国弱地不得了,一时也不能讲究到此,但我却拜服他们那一种冒险精神,有了此种精神,无论做哪一件事情无有不成功地.这便是做此书的大旨了.”甚至在《母夜叉》这样的侦探小说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评论: “这一侦探还有几样好处医得我国民的残疾. 他那脾气有软又硬,软的时候吃了眼前亏搁在肚子里不作声,硬的时候比金刚铁再要硬……”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的翻译决不仅仅是一种 “移花接木”或 “代人作嫁”,而是一种主观目的性非常明确的创作.这种明确的政治目的在译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政治意图对译作的选择,加工等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同时译作也的确做到了 “文以载道”,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参考书目1,《从文学革命到政治革命----<新青年>.翻译的价值取向》 林立伟 刊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3年7月号 总第16期 2, 《余光中谈翻译》 余光中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年1月第一版3, 《略谈晚清翻译小说的兴盛》 张苹 选自《文史杂志》 2003年第一期4, 《十五小豪杰》 梁启超 《新民导报》第二号5, 《红粉劫评语》 梁启超
「文以载道」是唐宋古文八大家等人提出的, 他们说的「道」, 是指道德、义理等有益於人格修养的文字, 这才是他们说的「表达思想」.... 但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