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可以从孔子所建立的学术系统内的“理分”概念上来理解，不能单纯的从字面上理解为孔子赞同自私，赞同徇私。从他的学说里，孔子未提出过“分”字，所以可以先从一个类概念入手，即“正名”。
孔子的儒家理论建设的历史诱因是政治方面的，所以孔子的初始建立即在实践旨趣上。在他的观点里，他认为政治破碎，周礼崩坏的原因是因为“侵权”，即《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要怎么样才可以不“侵权”？――“正名”，即“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以上即是政治领域内的“正名”观念，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孔子虽然没有说“分”，但是从“正名”意识里已经有了“分”的概念。
父为子隐...本句即《论语・子路第十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可以说孔子认为父子之关系在于各尽父子之理分（与“正名”里君君，臣臣类似）。“正名”是政治领域说“理分”，此就一道德生活说理分，即上升到一纯理论问题――价值意识之具体化问题。
【先展开论述“价值意识具体化问题”的意义。男女同工，那么重体力劳动下男女是否同工？如若抽象之公平概念，即男女同工，但现实具体之公平问题下即个人体力不同。推而则抽象之公平概念与具体之公平概念不同，亦是价值意识具体化之意义所在。】
那么在攘羊问题里，孔子也意向在于将事情要落入具体事例中，即每一人在每一事中，有不同任务及义务，故不能以“证人之攘羊”为“直”。在此句话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二：1、具体理分之肯定，即孔子本意，价值原则之判断。2、关于“父子”问题之看法，即与孔子所生社会相关，特殊社会中的特殊说法。后者是社会造成的即时思想，前者则是适用于任何一社会的抽象概念。
总之，孔子的“直”，本质是在说价值即具体理分之完成，所以每一事是否合理，须就理分而言。父为子隐也好，子为父隐也好，隐不隐跟社会风气之类有关，但是直背后所代表的理分概念本旨才是重要问题。即是孔子为儒学之价值理论奠立的基石。
上述说法参考了劳思光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一）》三联书店版，第三章第二节。
这是《论语》里面，孔子的话，缘于有人问“一儿子犯了罪，父亲把儿子交出去，这是直吗？”孔子答：“这不是直，父子之间本来就应该是互相为对方着想，出了事互相帮对方隐盲才对，就算是犯罪这样的事也是如此，父亲把儿子交出去，跟本不是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直” 这就是儒家文化要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孔子所处的时代，伦理亲情大于法律的角度上去理解，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但实际上，中国人一直是这么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