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中的“利润”具体指什么？大神们帮帮忙

一、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目标――富国裕民 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斯密开宗明义，非常确定的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二、财富的内涵――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 既然目标是“富国裕民”，那么，财富的内涵是什么呢？“霍布斯说：财富就是权力。”（上，27），重农主义认为“国民财富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下，第245页）而“依照亚当・斯密所说的、以及大多数欧陆经济学家所遵循的方针，我们可以说，个人的财富包括一切直接有助于使人们获得产业效率的精力、才能和习惯在内”（马歇尔：《经济学原理》2-2） 不过马歇尔的这一说法仍不够准确，斯密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从表面上“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上，26）他还说“构成社会收入的，实是购买力，是那些辗转在各个人手中流通的金块陆续购得的货物。”（上，268）但是实质上是“财产对他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上，27），这就将财富从仅仅的表面的单纯的物质的层面上提升到社会关系的层面上，从局限于个人自身的特性，扩展到个人与其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层面上，“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上，26） 社会的整体财富又是什么呢，斯密认为社会整体财富“不是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下，第61页） 这里涉及到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问题。个人的财富不仅仅具有物质的基础，而且更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个人财富的概念更多的含有一种分配的含义，而社会财富更多的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较少指人与人的关系，斯密说一个富裕的社会，虽然不能占有好的家具和房屋，但是人们往往使用着较好的家具和房屋。也既意味着，就社会财富而言，无论是谁占有，无论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是怎样的，只要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价值的增加，无论这种增加的价值是如何分配的，都是属于社会的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社会财富而言，个人对于财富的占有，只是一种暂时的过程，而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人对人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对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市场经济繁荣的征侯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须体现在各个方面： 1、首先体现在人们需求的增加和多样化上，特别是对贵重物品需求的产生和增加上，“许多人都有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因而对贵金属和宝石有了需求，对于衣服、住宅、家具和设备方面其他一切便利品和装饰品，也有了需求。”（上，168） 2、其次，体现在工资上，“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上，67）由于工资的增加，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了普遍的改善。“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上，72）而“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则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征侯。 3、当然，工资的增加必须是纯收的增加，“国民真实则富的大小，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大小，而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大小。”（上，263）判断这种纯收入的地增加，还可以以从“某些种类货物的货币价格与其他货物的货币价格对比的高低”来判断“该国是富裕，或是贫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会状态，是接近野蛮，还是接近文明。”（上，232） 4、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繁荣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斯密认为“也许值得指出，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上，75）斯密在这里区分了两种福利状态，一种是单纯的物质福利状态，就是“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另一种状态就是“最幸福、最安乐”的状态，斯密认为两者并不一致，人的物质财富最大的时候，并不是人感觉“最幸福、最安乐”的时候，斯密“最幸福、最安乐”的状态暗有一种过程的含义，既当一个“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可以看出，斯密认为人“最幸福、最安乐”的状态是人的预期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时候，而不是现实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时候。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满足感，到改革开放进入稳定和分化发展时候的不满足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四、市场经济造就了富国裕民的动力机制――个人努力 斯密指出了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来自于个人的努力，“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上，316），而且可以从相反的方面“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上，316）这种个人的努力往往是不引起人注目的，但却在不断地积累，是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方面虽有政府的诛求，但另方面，却有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不断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省哪、慎重哪，他们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受着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良。”（上，319）虽然斯密也说“推动社会大部分有用劳动活动的，正是为追求利润而使用的资本。”（上，243）但是资本必须会寻找自身的代言人，资本只是拟人化比喻，而在掌握和控制资本的仍然是资本的所有者和使用者。 五、社会繁荣的手段 1、增加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 斯密从两个方面提出如何增加社会繁荣，一是必须增加有用劳动的人数，“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下，1）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少部分人在从事有用劳动，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法繁荣起来，斯密分析了社会中不生产者过多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达不到社会繁荣，而且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再生产，他说：“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一类人。又如海陆军，他们在平时既一无生产，在战时又不能有所获取，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甚至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期间，也如此。这些人，因为他们一无生产，不得不仰给于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反无足够余量来维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于是下一年的再生产，一定不及上一年。如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第三年的再生产，又一定不及第二年。那些只应拿人民的一部分剩余收入来维持的不生产者，他们可能消费了人民全收入的这样大的部分，使得这么多人民不得不侵蚀他们的资本，侵蚀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以致不论个人多么节俭多么慎重，都不能补偿这样大的浪费。”（上，316）这种结果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的经济崩溃。因此，增进社会繁荣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增加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 2、提高劳动生产力 从数量上说明增进社会繁荣的手段后，斯密从质量上阐述了增进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性。必须“改进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下，第244页）这种生产力是如何改进的呢？一是取决于人本身的劳动能力，二是取决于工具的改进。“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改进，取决于：（一）劳动者能力的改进；（二）他工作所用的机械的改进。因为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的劳动，能比农业家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实行更细密的分工，使每个工人的操作更为单纯，所以就工匠及制造业工人说，这两种改进都能达到高得多的程度。”（下，第244页）斯密强调了工具改进的重要性，他说：“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 3、增加生产性劳动者基金。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都必须以具有一定的生产性劳动者基金为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资本的积累，就无法维护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和劳动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他说：“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上，317）生产性劳动者基金是如何增加的呢？需要“长时期的勤勉、节约和小心的经营。”（上，106），斯密认为节俭是资本增加的良方：“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上，320） 4、确立一种合理的生产制度。斯密认为工具的改进对于生产力提高的意义，同时也提出还必须“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上，317）从生产过程中来讲，就是建立一种分工制度，这种分工制度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斯密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他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种每年再生产能以最大程度增进的唯一有效方策，”（下，第245页） 必须使 “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下，第253页） 5、合理的消费。斯密认为消费对于生产的影响也非常大，对于财富的影响也非常大，他指出：“在各种花费方法中，有些比其他更可促进国富的增长。”（上，320）具体而言，斯密认为“个人的收入，有的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无补于来日。有的用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可以蓄积起来的物品，今日购买了，就可以减少明日的费用，或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上，320）因此应该减少“无补于来日”的消费，而增加“比较耐久”的物品。这样“对个人财富较有益的消费方法，对国民财富亦较有益。”（上，320）合理的消费可以增进国家的财富。当然合理的消费还可以使人“较易于养成俭朴的风尚”（上，320），这种风尚对于国家财富的增进也是大有脾益。 6、遵循“自然趋势”。斯密从一种直观的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趋势”的概念，“自然趋势”包含有一种规律的含义，但又包含一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含义，国家的繁荣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具体的方法，同时，也要遵循特定的规律。如果人为的违反这种规律和具体情况就会阻碍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斯密在分析资本的流动时写道：“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技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下，第252-253页） 7、发展的特殊情况。当然斯密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自然趋势”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现实总是变化的，是人所无法预先知道的，是人的理性不及的领域，有时候一个社会达到繁荣的状态，并不一定都是按照自然的趋势，就正如城市的发展并不是绝对后于农村一样，他说“虽有若干国家，经这过程达到了很大的富裕程度，但这过程本身是极缓慢、极不确定、极易遭到不可胜数的意外事故的阻挠，而且，无论就那一点说，都是违反自然，违反理性的。”（上，122） 8、优良的自然环境条件。斯密在分析美洲的发展时，认为，在市场经济制度之外，自然和地理的因素，在国家的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繁荣进程。正是由于殖民地“土壤肥沃、气候宜人，以及土地广大低廉。”的“新殖民地共有的优点”使得新殖民地能够“补偿其政治上的许多缺点。”（上，196）并且使社会得以快速繁荣发展。 总之，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保证资源短期和长期的有效利用；二是保证由生产所得收入的公平分配。[i]斯密推崇自由的市场经济，通过将“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使“完全正义、完全自由、完全平等”得到确立，社会的各阶级将会“同臻于最高度繁荣”，这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