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路党的历史溯源

揆诸历史，八国联军侵华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充当八国联军的带路党。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一般民众选择给联军“带路”，或与本国官兵团民之暴行有关，亦有民众为利益驱动，而受联军雇用。如自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用以运输物资的帆船队，即是在联军半笼络半胁迫下，由中国船主和船夫组织起来的。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迳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查义和团确曾一度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曾参与此役，据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记载：“（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其他的村民告诉说，京都已完全没有中国官军。中国的农民从事着和平劳动，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 联军侵华，以义和团运动为大背景。而义和团运动之大背景，义和团处处斩杀天主教民，同时借助政府力量，于中国传统基层权力结构中另树一帜，造成教民与非教民在具体利益冲突博弈中之不平等。此中逻辑，即便是镇压义和团最力者之袁世凯，亦未曾回避，袁氏曾奏称：义和团之兴起，“实由民、教积怨构成”。如此，当不难理解，中国教民会积极为八国联军“带路”以解脱义和团斩杀境地。美以美会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当年曾担任侵华联军的谍报部情报官。在其回忆录《京津随军记》中，有关于中国教民充当“带路党”的记载。 “华勇营”实际上是英国强租威海卫之后，招募的中国雇佣军。该部队之筹划始于1898年，1899年正式成军。配备有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其中，所有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概而言之，“华勇营”在联军侵华过程中的表现，正如当年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所说的那般：“对于这一支新建的团队的表现，事先纷纷臆测，而且，由于叫他们跟自己的亲友作战不免有些不公平与苛刻，有些人真是相当担心。但是，不能怀疑的却是，不管是不是跟亲友作战，他们只要有打战的机会，就打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