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为什么说“人才难得”是一个伪问题呢？

魏王、楚王肯定也有过“人才难得”的焦虑，但刘邦没有。跟刘邦一样，唐太宗李世民也没有。李世民要求他的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但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于是一再催促，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当今没有人才！”李世民气愤地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你只能说自己不知道人才是谁？在哪里？怎么可以平白无故地诬蔑一代中国人呢。”封德彝大为惭愧。就此一点来看，千百年来，中国人真心地崇拜李世民大帝不是无缘无故的。司马光德才兼备论的“筛子”太密，太过求全责备，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能臣吴起、陈平、韩信、管仲、百里奚……都通不过。我的看法是，在崇尚竞争的年代，“重才”还是应该大于“重德”。德之缺失，在现代工商社会就大处说有国家法律、社会舆论加以制约；从小处说，也有企业内部制度与文化的监督。如果抱定非德才兼备者不能用，那的确是人才难得了。而且过分强调德，推至极端，就会使“无才便是德”大有市场。东汉仲长统在论“三公”（国家最高辅政大臣）人选时说：“从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谨慎小心、循规蹈矩的人中选拔，这乃是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人罢了，怎么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人选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这岂不是遥远的事情吗？”是的，一个主要由“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人”组成的公司，希望做大做强，的确是遥远的事情。综观中国历史，“德才之辩”蔚为大观。其中，重德者之末流渐至“（女子）无才便是德”，而重才者之末流渐至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鸡鸣狗盗之徒”。同样，一个主要由“鸡鸣狗盗之徒”组成的公司，它的天花板高度也很有限。中国智慧是一种（用阴用阳）平衡的艺术，并不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无论如何，德才兼备都具有标杆的意义；无论如何，“重德”还是“重才”都不能只在“末流”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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