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之心是什么意思

既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则何以此“四心”人皆有之？如见孺子将入于井，为何人皆会有怵惕恻隐之心，即不人之心？此或然的、当下的主观心理感受来源于何？本文认为，来源于人之本心。朱子在注《公孙丑上》章句时强调“心，统性情者也”，以仁义礼智为性，为体，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四心”为情、为用，释“端”为因情之发、体性之绪[4]。陈来先生在解朱子“心统性情”时道“心是标志思维意识活动总体的范畴，其内在的道德本质是性，具体的情感念虑为情。（人的意识活动）系统的原理是此系统的体，即内在、深微的原理、本质，系统的功用是此系统的用，系统总体则包括体用、兼摄体用。”[5]本文认为，心不仅是形下的德性主体的道德判断而非客观理性认识活动之系统，更是当下或然的道德思维活动形上的必然的恒定的根据，亦即本心也。在《孟子》一文中“心”字共一百二十一见（孔距心之人名除外），分别具有知、情、意等各层意见。就“四端说”而言，心有两种基本意义，一是形下或然之当下心理感受，一是形上必然之本元，且在本元意义上，孟子“心”、“本心”等名称杂用，为避一名二指、多指之虞，本文用“此之谓失其本心”（《告子上》）之“本心”作为诸心之本元。既是本心，则有“体”、“用”，“体”不仅是“内在、深微的原理、本质”，更是先天之规定性，而“用”即此原理、本质和规定性落实于形下之功能与结果。于人之本心中，“四性”为“体”，“四德”为“用”。首先，本心先天地、形上地含有仁义礼智“四性”，为体。孟子将仁义礼智四者完全内纳于心，即本心，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离娄下》），特别是就“义内”问题与告子进行了多次辩论，形成了“君子存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的命题。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正是由于其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先天之德性，而此四种德性，并不是外铄于我，而是根置于心，是为“四性”。其次，此“四性”发而为用，则为“四德”。本文以为，性体之用不仅只是“系统的功用”，即生发知情意之功能，还包括结果，也不仅止于“四心”之情，尚需发乎人物天地，是为仁义礼智“四性”之终极体现，此方为用，名之“四德”。其中“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虽仅为“四性”向“四德”生成之始端，为个体之心理发动情感体验，但亦是用之始也，故从属于“四德”。正因为人的本心形上地含有仁义礼智四者，是为人之规定性，故而其逻辑地具有践行仁义礼智四者之权利与义务，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因为“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人皆有所不，达之于其所，仁也”（《尽心下》），由“爱及不爱”，由“不之心达于所”，发之于人事，去成己，且去及人，去爱物，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并最终达于知天事天之境界，“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是为四德。因此就孟子而言，“四性”与“四德”乃是源流关系，是人之规定性，本无二峙，但为剖析之故，还是须言形而上下，分别体用。“心”统“性”与“德”，“四性”乃本心形上所蕴含者，“四德”乃形下现实者。然而“四性”向“四德”之发动完全在于四心之当下感触，是为形上向形下生出之端也，是为“四德”之端也。